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

张申府的这些判断是出于他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想，虽然很快到来的巨变有些出于张申府的意外，但这种变化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张申府当时讲的话错了，无论从公理和进步的哪个角度看，张申府呼吁和平的言论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申府认为呼吁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是长期的和平，是为国为民的和平，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更不是为哪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张申府的这些言论被历史误解了半个世纪，当后人开始有重新理解的机会时，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节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1

1947年下半年，在观察周刊上，曾进行过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直接和间接卷入这场论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很多，其中以梁漱溟张东荪和樊弘为主，另外，费孝通谷春帆和郭叔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场讨论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迹，但以往多数中国现代史都对这场论战作了否定性的评价。

对于观察时期所开展的这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在国家面临分裂内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情，以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坦诚的讲述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虽然后来很快发生的历史剧变没有能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进行，但这不能成为他们的历史错误。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独立思考，坦陈己见，时时处处体现着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在评价这场争论时，不能把它作为政治活动看待，因为这场讨论是自发的，每个参与争论的知识分子只有自己的学术背景，而无党派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这场争论看作是场自由的学术论争。这场争论是由梁漱溟篇文章引起的。

1949年9月，梁漱溟在观察第3卷第45期连续发表了预告选灾，追论宪政的长篇文章。

梁漱溟的文章首先触及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个最敏感的问题，即宪政。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久存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块心病，从当时历史情况看，知识分子没有人不认为宪政是好东西，但好东西是回事，好东西能不能在中国生根则又是回事。从理论上讲梁漱溟也认为宪政是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问题已经困挠了中国知识分子很长时间。

般说来，凡留学欧美，详细研究过欧美宪政理论的人倾向于宪政可行，而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中国乡村政治结构有较深了解的知识分子，对宪政的实行多持怀疑态度。概括地说，倾向于宪政可行的知识分子多从长远的文化发展着眼，而不计较宪政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安的行为；反对实施宪政的知识分子，般比较注重当时的现实，过分看重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主张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是理想主义者，而反对者，多为现实主义者。从长远的文明发展进程看，理想主义者是值得敬重的，从当时的具体国情看，反对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又应得到理解。

梁漱溟的文章发表，很快引起争论，也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宪政问题比较关心，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梁漱溟力陈他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及乡村理论建设中多次阐述过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需要民主，亦需要宪政，不过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中发挥，而剀切于当前事实，不能袭取外国制度。”1

接着梁漱溟详细回顾了近五六十年来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历史，认为宪政在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太被动而缺乏自觉。梁漱溟不仅认为欧美宪政在中国行不通，就是苏联的党治在中国也不行，他始终认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还是要依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来完成。

梁漱溟的文章虽然在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国民党选举闹剧的愤慨，但整篇文章则在于从学理上讲述宪政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之原因，他的理解是既然不能实行，则不必强行。

梁漱溟对自己的理论抱有绝对的自信，他说：“廿年来，我对于中国问题解决，是有整套主张的，并不止政治制度项。”梁漱溟是个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文化有了解，但对中国文化更自信，特别是他搞过乡村运动，对基层的社会生活更有深刻的体察，另外，他是个试图把自己的理论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论著，总给人种感觉，他在寻求知音，寻求能够实施自己理论的政治操作者，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曾经度处在政治旋涡中心的缘故。在他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他便退出政治中心，著书立说，独善其身了。梁漱溟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美德，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人称为是中国最后个儒生，曾有人指出，梁在政治上很幼稚，这也体现了梁漱溟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色。1

梁漱溟生曾有异常活跃的时候，但在这篇文章中却透出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他说：“我怀此见解主张，既二十年，虽曾埋头工作于乡村，顾未得高明之士，唱和于学术界。自愧不学，尤苦无友，怅前途之艰难，不知何以负荷。”梁漱溟的这篇长文是以引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书中的段话为结束的，他认为张东荪有些意见与他颇为相近，很快张东荪即在观察第7期上发表了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张东荪的文章不是与梁文商榷，而是由梁文引发出自己的观点，在宪政问题上他基本同意梁的观点，但这种同意是态度上的相同，而在解释上却有不同的地方。

张东荪认为，宪政在中国难以实行固然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种“特殊的势力”，这种“特殊势力”常常利用选举来谋私利，而这“特殊势力”的产生又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

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了他“甲橛”和“乙橛”的观点。他说：“最近大公报专栏上有费孝通者篇行政基层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点颇得我心。他认为中国政治轨道有两个，是自上而下的；另是自下而上的。虽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用语容易导人于误解，但事实上，确有这样两橛的分别。所以我特别避用这些容易误会的名词，而只把上橛名为甲橛，把下橛名为乙橛。甲橛是皇帝的政权与官僚的政治。乙橛是乡民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实行的互助。这种互助并不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时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其中尤以社会方面为多。”1

第节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2

张东荪观察到中国历史上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人民对土皇帝的受不了实基于全国性的皇帝”。他认为，后世儒家无不采道家其主要之点就在于想用种种方法和希望在甲橛下仍保留乙橛，不使甲橛完全把乙橛吞没了。由此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护乙橛。从这样的观点看，他始终认为儒家在历史上可以说尽了他的使命，他们总是想在甲橛吞并乙橛的压迫过程中设法抵抗。他说：“中国古人先儒没有人主张把皇帝废除，这决不证明他们是为皇帝张目。因此，我对于儒家的看法和现在时流论客很不相同。我以为儒家在历史上说得好些是功多于罪，说得坏些亦只是功罪参半，而断不可认为完全是罪人。”接着，张东荪以甲橛和乙橛的观点，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多是“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天下式国家”。民族国家把甲乙橛打成片，成为个元的。而凡民族国家所有的制度和办法搬到天下式国家来，除了助长政府的权力，使其对人民更加高压和榨取以外，没有别的，而毛病就出在中国文化上。

在梁张的文章之后，经济学家樊弘在观察第3卷14期上发表了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文。

樊弘认为，梁张两人提倡的是通儒政治，而这是行不通的。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特征之后指出：“为什么民主政治在中国屡试而败呢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滞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敢在维持土地生产力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的工业发展到今天，始终没有造成个可与地主阶级对抗的资本家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为旧社会所谒诚拥护。”他认为，中国的民主问题要看将来中国的工业是否走资本主义的老道，如果是，中国自然需要民主，如果不是，也不就是完全不需要民主，而是不需要具资本家阶级领导的民主了。他预言，“中国今后还有个劳动万能的时代。今后中国的建设需要由中国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亦需要这个伟大的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

与樊弘文章同时，梁漱溟又写了略论中国政治问题答张费二先生，对于张东荪的文章和费孝通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再论双轨政治文进行了答辩，梁漱溟认为张费二先生在许多方面误解了他的意思，然后又逐条阐释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1

樊弘文章发表之后，张东荪又写了敬答樊弘先生文。首先声明自己从来没有主张过通儒主政之说。然后指出他与樊弘看问题的态度不同。他认为，种政治理想由于人们或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实现，是件事，而这个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类幸福，又是件事；这样在思想就形成了两种情况，种重现实，种重理想。注重现实的以为切都是由现实推演而成，高谈理想的以为必如此如此为算为好，其弊在于绝尘而奔。但注重现实也难于说清为什么会有进化。张东荪认为两者都趋于极端，都有毛病。

张东荪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未即全体努力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好。对此张东荪说：“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个理想，个原则。是把他分作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并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2在文章的最后，张东荪指出樊弘所说的集体劳动在中国也行不通。

张东荪的文章刊出后，樊弘立即又发表了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最后答复梁漱溟先生和张东荪先生的指教文。

樊弘认为，任何有益于大众的物质幸福的政治主张，其所以不能实行，多半不是由于这种理想缺乏哲学的根据，而是由于他与特权阶级取得的收益方式相违背。他认为梁漱溟系统的政治理论是由少数高明深睿的哲学家来制出个救国大计，而用这个救国大计，只可由少数人讨论，不能付之多数表决。在樊弘看来，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都必须首先对于特殊阶级表示态度，他说：“假如说个人的关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极力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各阶级联合起来，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压迫阶级的，那么我便觉得这种主义大有实现的余地，我所谓的被压迫的阶级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特权的或压迫的阶级立于对立地位的切的阶级。假如说，个主张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不去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阶层，或不是主张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站在同战线上的各阶层，必须起联合起来，推翻被压迫的阶级的，那么，我便敢说，他的政治主张，无论说的如何好听，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权的阶级统治地位，其结果定是不能实现的。”1

作为经济学家的樊弘，在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很显然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主张以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这或许也正是他与梁漱溟张东荪分歧的根本所在。

第节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3

对于樊弘的答辩，张东荪很快又发表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主张，在苏联和英国两种类型之外，还有种类型即战后东欧几个国家实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吸纳在这个广泛的类型中，并说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标准。接着张东荪比较了东欧民主和苏联的不同，他说：“第在政治上是不仅有个党如苏联，而是多党并存，只是因联合而执行个统的政纲。第二在经济上是容纳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资本，有些是国家资本，有些是合作经营。至于土地则实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为如果把这几类当作原则，这都是中国今后所当取法的，尤其我所赞成的是学术自由纯采西洋文化的传统的自由空气。”

张东荪在文章的最后声明他不愿争论下去，他认为个书生来谈政治，最好还是态度要斩钉截铁的光明，固然不要顾忌，却亦不要投机。他希望大家能求同存异。

张东荪的文章之后，观察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正面交锋似乎已经平息，但并没有结束。后又发表了当时远在美国的郭叔壬的宪政和中国文化文。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以论战的方式参与论争，但所发的议论是由论战本身引起的。这篇文章在论战中似乎有点总结的味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观察编者的某倾响。

郭叔壬认为，宪政政治是种生活情态，生活情态的形成不是朝夕的事体，所以宪政初行之际，不宜陈义过高，只要我们能有这个制度，则总胜过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如果大家能够脚踏实地，就问题的本身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假以时日，这个制度终有天会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而且宪政的推行，我们不能期望成功于旦夕，更不能因为有人把持，便根本怀疑这个制度的本身，而放弃推行这个制度的努力。认真讲，我们必须把这个制度的理想，贯注于我们人民的实际生活，濡染浸滛，使这个制度能够变成我们文化的部分，纵有错误，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改，时间长，自然有水乳交融的天。不难看出，这是个从长远文化建设着眼的理想主义者的回答，作为种文化预设，这种思路是富有远见和实事求是的，时间越长，越能见出这种思想的可贵之处。

观察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最后以1948年4月10日樊弘在第4卷第7期上的篇名为只有两条路的文章而结束。

樊弘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人道上哲学上只有两条路，条是反动的路，条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是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但以剥削者阶级自动的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的限制他们自己的剥削，可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条路。”

樊弘说：“革命的路，是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由此樊弘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樊弘在这场争论中给人的印象是他以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而缺少纯粹知识分子从长远考虑文化建设的目光，所以他的多数观点都是着眼于眼前的现实，他甚至主张不惜以“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这就与知识分子的功能相去甚远了。

自樊弘文章之后，观察没有再继续争论这个问题，但关于这场争论的余波还在持续。1948年7月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书作为“观察丛书”之出版。在本书中他明确而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在往日观察文章中多有表述，给人印象深的还是他贯主张的“以增产而求平均”反对“以再分配而求平均”的主张，另外，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

张东荪在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刻所贡献出的理性思考，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于这场讨论，当时的世纪评论时与文及新创刊的新路等刊物都有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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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1

观察在19471948年所开展的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讨论虽然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号召，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文章，确也造成了定声势。这次讨论，是在国共冲突日趋激烈的时刻，群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客观公正的良知发出的最后呼吁。这次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及关于“内战”的讨论，都充分显示了4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远的历史眼光。

由于这几次讨论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或者即使偶有提及，多数也对这些讨论做了否定性的评价。1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和“自由分子”等等。观察对此直比较留意。在创刊不久的第7期上，就发表过萧公权的论文说民主。萧公权阐释民主概念时，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考察。2随后不久发表的邹文海的民主政治与自由文，也对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真谛进行了分析，并回答了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各有各的侧重。3

如果仔细追溯在观察上展开这场讨论的源头，可以找到储安平在1947年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文，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文章发表后，当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了封信，在信中，陈衡哲详细谈了他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评价。

陈衡哲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它，而这种做法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觉得，政党这条路是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组织政党来发挥。

那么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该如何生长呢陈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来衡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结论：“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导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

通过以上的比较，陈衡哲认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国的目标，不妨是看向英国的政党，但这又“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的使命还在于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为了达到这目标，陈衡哲希望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恶俗，培养“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并造成稳重清洁的舆论环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到社会上道德力量的支持。1

观察在19471948年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文章，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当时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值壮年。在抗战胜利以后，斗志正在旺盛时期，尤其是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成为在国共政治势力之外的主要力量。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势力。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惟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2

马歇尔在调停宣告失败以后，对当时自由主义分子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当占的地位寄于厚望，有相当的远见。但马歇尔毕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国共调停时刻，他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推断双方的政治态度，这就注定了他的调停不可能成功。就在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楩在观察上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成为这次观察论争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

杨人楩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进步需要创造，所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

杨人楩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深入中国，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合国情的论调而言的。杨人楩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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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2

杨人楩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考察，认为在目前现状下，只有“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风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

那么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杨人楩肯定地说，惟有不满于现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这种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抗战以来的艰苦生活，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片，这些穷苦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个有力的组织而已。”

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都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及**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1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的分析评价致。

对于自由主义，惟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人楩与陈衡哲的看法无异，他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

杨人楩和陈衡哲样，作为熟悉世界历史的史学家，在讨论关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时，非常明显地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参照。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问题时，杨人楩以非常坚定自信的口吻提醒：“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第，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惟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对于当政者来说，自由主义可能是感觉头痛的东西，然而为着保全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必须忍受着这点点头痛，而允许自由主义存在。

杨人楩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发表后，又在观察上写了关于**往何处去，本文是他发表国民党往何处去之后，写给储安平的封信。

在这封信中，杨人楩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特别是目前对**应采取的态度。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和**原是有距离的，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不同，因而距离的长度也有不同。自由主义所以，并不定基于个人的恩怨与好恶，而是由于种独立的认识。任何政治上的主张与理论，无法使每个人都接受，必然会有与之对立或相反的主张与理论发生。自由主义与**是对立的，它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其存在价值，它并不要消灭**。

杨人楩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在内战中所承担的责任。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1

杨人楩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李孝友即以读〈关于**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文回应。

李孝友基本不赞成杨人楩的观点，他认为杨文认为自由主义者与**之间的对立与距离并不是不存在缩短的可能。李孝友历数自由主义与**在中国发展的简略历史后，倾向于认为，杨文所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道路，未免脱离中国实际和现世空间。李孝友说：“如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李孝友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遭双重的苦恼。方面受全世界两大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激荡，方面又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他认为，历史交予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与**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个工作，自由主义与**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个工作两者见解悬殊，各异其趣。李孝友认为杨文所谓自由主义者与**不能妥协，似乎言之过早。他认为，促成**造成承认异己尊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1

不过李孝友在文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楩并无差异，他也期望**能够回到政协道路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

施复亮没有批评杨人楩及与其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是集中阐发自己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他是主张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

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疑。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上述第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他说“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2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任。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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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3

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部分或分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1

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施复亮在对国共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实。与李孝友的观点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种空想，要在**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种奢望。”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2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

朱光潜与杨人楩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个政党，只保持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他说：“他不参加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个中立超然的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1

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由分子如觉得某党某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谋福利的。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朱光潜对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他说：“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的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郑重考虑番。”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杨人楩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篇长文读〈自由主义宣言〉。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2

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brbr，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阐明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随后张东荪又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不同意见。1

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2

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首先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当时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他说：“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个无上贡献。”3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4

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他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时固定是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