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自由存在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这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建设上的看法，确是非常有见的。不过对文化上的自由，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其实计划的社会必然导致文化上的**。

1948年10月，杨人楩又发表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文，算是对年多来各种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回应。杨人楩保持了他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理解，并回答了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是有人指责目前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实行，主要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准低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会自趋没落，杨人楩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像**和三民主义，也不是般人民所能读懂的东西，国民党和**都不得不以口号来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义却在努力以理论与事实来说服人民。二是许多人指责自由主义在当时国共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是种可以两面讨好的东西，这种左右夹攻式的批评，引起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的强烈反感，杨人楩便说：“假使自由主义者是投机取巧的，那么，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中，顶好不推出具体的主张，更不必表明与国民党或**之不同的看法。”1从情理上讲，说自由主义者两面讨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还有种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逢人皆骂，自诩超然，杨人楩对此也做了回答。他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以理服人，他们不相信骂人是个有效的工具。三是对于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中间路线或第三路线的看法，杨人楩也做了回答。他继续发挥他以往对自由主义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变，自由主义本身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它是代表种进步的力量，所以它总是与进步的势力合流，当某种势力不再求进步的时候，它便会与之分手，并指出进步的前进的目标。自由主义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所以它始终为掌权者所厌恶。四是还有种认识是说自由主义者面讨厌旧秩序，面害怕大革命，他们代表小市民阶级的利益，害怕共产革命破坏他们的优裕生活，这种心情使他们拒绝流血的革命，而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是改良主义，所以他们信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视经济民主，在当前的情况下，碗饭比张票更有价值。针对这种“吃饭第”的观点，杨人楩从人类文化进步过程中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出发，指出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他说：“千万不能放弃这张票的要求；否则民主要和我们隔得更远。”

杨人楩在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之所以受到别人的批评，综合起来看，原因出在许多批评者过于考虑眼前的现实政治，而杨人楩则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着眼于长远的人类进步，所以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对于看重现实得失的人来说，指责自由主义的种种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从进步的观点看，则未免过于狭隘。杨人楩对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知道组织起来或参加某政党对现实的政治会更有力量，但自由主义者的坚强信念，却使他们把组织的力量看得过于透彻，以为旦进入党派，难免受制于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而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他们都明白在当时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而事”，要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而两面不讨好又是最不现实的，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保持缄默，待机而动”。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时的得失之间，靠着他们的知识和科学精神，按自由主义的信念行事。对于自己的选择，杨人楩说：“自由主义者不致因遭受打击而放弃其信念，在追求进步的工作中，能时时表现其力量，假使有人说自由主义是违反时代潮流的，那么等着时代潮流来考验吧。”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5

张东荪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1

当时相当批大学教授有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种误会，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片”。

张东荪察觉到当时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种所谓br 。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张东荪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居然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

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很耐人寻味。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观察这场讨论，随着它的停刊而结束了。但这场讨论所提出的问题思考的深度并没有随着观察的消失而失去其意义，重新回顾这场讨论，会发现今天面临的现实，所存在的问题，依然和当年样，为了追求学术和思想上的自由，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都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努力，虽然结果不理想，但其精神可嘉。

第节 观察的精神来源1

从严格的历史事实上看，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和新月与观察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它的编者也不是同个人，但如果不计较具体的历史承传关系，而从整个精神气质文化品格以及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分析，那么就会看出观察与那些刊物在其文化精神上是完全致的，甚至可以说，观察在很多方面是借鉴了那些刊物并有所创新的。那些杂志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末期，而观察出现在40年代中期，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在将近20年的时间中，自由主义思想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这期间左翼力量的不断强大给自由主义思想以各种形式的打击，但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在不断地追求着自己所认定的目标，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力量在观察时期曾非常活跃，聚集在观察周围的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和不同理解，构成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场主要论争，尽管这场论争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从努力周报以降的几种自由主义杂志，核心人物是胡适，主要成员以有留学欧美背景的人为主。这些刊物的性质和撰稿人基本相同以外，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刊物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陈西瀅在谈到现代评论和新月的关系时说过：“现代评论是新月的前身，话虽说的有点道理，因他们都是自命的自由主义者，但门户不同，不容易合起来。”1陈西瀅的评价有两个意思，第，从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看，现代评论的确可以视为新月的前身。第二，如果离开这个整体的文化精神，则现代评论和新月之间也有不同。从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着眼，观察是继承了现代评论和新月自由主义传统的。从三个刊物所设置的栏目撰稿人及撰稿人的文化背景，刊物的风格上，把三个刊物联系在起，能感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且观察更接近于现代评论。

储安平曾留学英国，在新月第3卷上曾发表过几篇散文，徐志摩遇难后，还在新月上发表悼志摩先生，其中多处叙述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储安平本人在政治上受胡适的影响较深，在文学上受徐志摩影响，所以观察虽然是个政论刊物，但储安平毕竟由文学起家，对于文学有割不断的情份。在观察每期6万字的篇幅中，特意设立了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栏目，每期都发点这方面的文章。

1924年，现代评论创刊的时候，没有发表专门阐述本刊宗旨的文章，但发表了则本刊启事：“本刊筹备，已经半载，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才获出版。同人等对于曾允赞助本刊的许多朋友，实深抱歉本刊内容，包涵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凡对于本刊，愿赐佳作者，无论为通信或论著，俱所欢迎。本刊纯为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2现代评论的这则简短启事，显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信奉的理想。

1928年，新月创刊的时候，发表了“新月”的态度。这篇类似于“本刊宗旨”的文章宣称：“新月刊是独立的”。它强调除了刊物本身和同人在文艺与学术上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组织，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之外，没有什么致。那么他们的共同的理想是什么呢徐志摩使用的是极富浪漫气质的诗样的语言，但在这浪漫的激情下，会发现，他们的理想是追求“思想的自由”，理性的原则，用徐志摩的话说就是：“在这头骠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我们不能不配起，不能不奋斗，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间。”1

新月初期还是个比较纯粹的文艺刊物，到了第二卷开始，新月又回到了当年现代评论的路子上去了。而观察正是从这变化了的新月上获得了更为明智的选择，直把政治放在第，文艺倒退居第二了。1930年1月10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六七期合刊上发表的〈新月〉敬告读者文，可以看做是后来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前奏，两篇启事不仅内容大致相同，甚至连使用的语言都无什么大变化。〈新月〉敬告读者中说：

读者诸君大概可以看出，自从第2卷第2期起新月月刊的面目和从前不同了。我们接连着登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几位先生的文章，于是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新月谈政治了”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地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谈政治的由来及今后谈论的计划略为读者诸君告。

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是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这几点是我们几个人都默认的。如今这个时局是真沉闷，但是这沉闷，不是安静的意思，是在酝酿着将来更大的不安。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空虚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无可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这几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良心上的呼声，决没有经过团体的讨论和指使。我们编稿的手续是极简单的，有文章来便由编者阅看，只消内容是充实的，态度是严谨的，文字是通顺的，便登出来。我们每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署名负责。胡适之先生的那篇人权与约法引起了全国人士的注意，不，全世界人士注意。读者无意地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是新月月刊的性质变了，赢得了许多的新朋友。反对的声浪也起来了，这是我们认为当然的。

第节 观察的精神来源2

我们现在要有意识的定下个编辑的计划：以后每期都希望于原有的各种文章之外再有两篇关于现在时局或般政治的文章。这便是我们现在要特别告诉读者诸君的个消息。有几点要请注意：我们没有党，没有派，我们只是个人用真名真姓说我们的真话。我们几个人说的话并不定是致的，因为我们没有约定要致。我们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我们不攻击私人。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

储安平在20年代末期即与徐志摩认识，并且有定的往来，他对新月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称赞。后来无论在重庆办客观还是在上海办观察，走的基本上是新月与现代评论的路子。储安平在观察的创刊宗旨中再强调：1

我们这个刊物第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个的刊物。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储安平接着详细阐述了观察所持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刊物中随时标示出观察的“本刊传统”：

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1

关于新路的情况要先从萧乾说起。萧乾在晚年回忆起1948年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曾这样说：“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我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1956年解下过几个月。”1从萧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新路周刊，他过去直是持否定态度的。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年半载再回沪。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

萧乾是1979年说这番话的，他在回忆中的第条显然是记错了，新路封面上并没有标明是“吴景超主编”。对于萧乾的这番辩解，巴金在1979年写给萧乾的封信中说：“还有关于新路的那段话不大好。说到自己，如能检查，就诚恳地讲几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开不提，最好不要替自己辩护。要辩最好等时机到来，下子讲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辩更坏。”1

1948年1月底，萧赴北京参加社会经济学会。会上决定筹办新路杂志，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刘大中负责经济栏，萧乾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两栏。2

1948年3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3月2日的会员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三十二条主张”，并决定主办新路周刊。

新路的创刊号1948年5月份出版。创刊号在第二页刊载了发刊辞，在封底以附录形式，全文刊载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即“三十二条”主张。

创刊号在文艺栏中刊载了萧乾的柏林那趟，楼邦彦在“专论”专栏中发表了当前中国的行宪问题。他们两位同时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

新路周刊完整地出了第卷，共24期，时间是1948年10月23日。第2卷出至第6期，即停刊，时间为1948年12月18日。

新路在第2卷第1期上曾发表过篇：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是针对国民党令其停刊的决定而发的；3

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

本月二日，本刊接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崇三37字第二三四五号通知，原文如下：

“奉市政府交下内政部三十七年叁字第五五六号代电内开：查新路周刊九月四日出版之第卷第十七期所载：“新金圆卷发行总额的规定”，“总统有命政院有令地方遂执法以绳”，“北平大捕学生记”，“小休局面中的华北情势”，“天堂噩梦”各文，言论反动，诋毁政府，同情匪军，袒护匪牒，破坏币制，煽惑人心，实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条第二三两项之规定，应予严重警告。又该刊原登记系在北平出版，近复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核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五条之规定不合。除分电上海市政府，通知其停止刊行外，相应电请查照转知警告并见复等由，节饬办等因，奉此，合予严重警告，特此通知。”

在北平市社会局转给我们的通知里面，转来内政部对于本刊的严重警告，并责备我们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关于这两点，我们愿意在这儿公开答复。

在内政部所指摘的五篇文章中，有两篇是短评，三篇是通讯，前者是批评时事的文章，后者是报道事实的文章。关于批评时事，本刊素来抱着个见解，就是在宪政之下，政府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公仆所做的事，是否对于主人有利，只有主人知道得最为清楚，因此主人对于公仆的行为，有尽量批评的权利，公仆对于主人的意见，有虚怀接受的义务。这是宪政的国家中，政府与人民所公认的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的政府，过去在之下，养成了种傲慢的心理，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政府是服务人民而设，以致切的行为，多与人民的利益脱了节。过去在专政之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总算持起宪政的招牌了，但是政府中的公务人员，还没有把他们那种傲慢的心理扭转过来，还不知道虚怀地向人民领教，还想以威力来压迫人民言论的自由，这实在是可以惋惜的。我们愿意忠告政府，批评时事，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政府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评，才可避免更深的腐化。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不知反省，不求自新，只知压迫逆耳的正义，长此下去，这样的个政府的前途，是谁都可以预料得到的。

关于报道事实的文章，我们的目标只有个，就是要把客观的事实，告知全国关心国事的读者。事实发生在全国的各地，各地也有人在那儿观察。这种观察，因为个人的耳目难周，所以本刊对于各期所载的通讯，决不把他与实验室的报告同样看待。试验室的报告比较更为客观，因为在实验室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要经过好几次的审核之后，才发表出来的。我们对于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无法做审核的工作。因此，凡是读者发现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有与实际情形不符之处，只要告诉我们，我们定把他公开，以供读者的参考与判断。譬如我们曾登过篇通讯，是报道开滦煤矿情形的，负责办理开滦的人，指出其中有几点与事实不符，我们便把这封来书登出，表示我们对于事实的报道方面，完全采取求真的态度，不歪曲事实，也不隐蔽事实。政府方面，假如觉得我们的通讯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只要来函更正，我们是愿意登出的。同时，更正的事实，是否即是事实，我们也不加判断，那种工作，应该是由读者自己担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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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新路与观察2

以上是我们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通知中还有点，完全是出于政府的误会，我们应当在此声明。本刊的编辑及发行工作，都在北平。但以目前交通不便，邮运很难，为节省物力起见，为减轻读者的担负起见，所以我们在上海印航空版，由北平打好纸型，在上海印刷部分，供给南方本刊读者的需要。我们这种做法，可以节省航空公司的吨位，二可以使本刊在南方售价，不致高于北方，因而可以节省本刊读者的费用。这种办法，有百利而无弊，现在不但本刊有这种办法，同业中采取这种办法的，也有好几家。假如政府是爱护舆论的，我们看不出政府对于这种办法，有何反对的理由。我们要问政府的，就是在另地加印航空版，是否即算是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如此种行为，并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内政部要我们在上海停止刊行，便等于无的放矢。如政府以为加印航空版，即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请政府立即允许我们在上海出版发行。北平与上海，都是中华民国的版图，我们看不出个刊物，为什么可以在北平发行而不能在上海发行的理由。

最后，我们愿意借本刊第二卷开始刊行的时候，重申我们在发刊词中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如下：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谩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20世纪40年代末，较能集中反映当时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言论，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当时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作为种学术来评价，可能他们当年的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参考作用。

新路能在那样的时代里很快出版，就与钱昌照有关。钱昌照晚年回忆说：“有次我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住了两天，天在吴景超家，天在刘大中家。朋友们聚在起，谈到想办个杂志，批评时政，对国民党和**都批评。杂志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提的。我们还决定在北平找所较大的房子，买些参考书籍，在北平的朋友可以在那里讨论问题；从南方来的朋友可以住在那里。后来我们看中了所房子，就在东直门大街。”1

筹办新路周刊的同时，他们又商定筹设个机构叫“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1948年2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简称“社经会”在北平正式成立，会员50多人，绝大部分是文化人，只个别的人是资本家。成立会上选出理事11人：王崇植吴景超周炳琳孙越崎陶孟和楼邦彦刘大中潘光旦钱昌照钱端升和萧乾。监事三人：邵力子吴蕴初和童冠贤。社经会的惟活动是出版新路周刊。社经会和办刊物的经费是钱昌照筹的，资委会出了些钱，宋子文也出了些钱，但宋并不知道办刊物的事。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总负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文艺编辑是萧乾。刊物专辟栏，赞成和反对马列宁主义的文章同时发表。新路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开始出版，它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面对**抱怀疑态度，因此受到左右两方面的攻击。香港方面的保守和进步舆论都对它不满。而蒋介石则横施压力，先是严重警告，12月30日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又勒令其停刊。

钱昌照曾说“1949年我来到北平，周恩来对我提起这件事。他说：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办这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适宜。”

胡适的日记1948年1月24日记载：“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个刊物。要吴半思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2

钱昌照这样回忆：“我在辞职后出国前的个阶段里，在北平创办了份走中间路线的刊物新路，由周炳琳吴景超等执笔。因社论中多次抨击蒋介石独裁误国，度被社会局勒令停刊，复刊后的社论指责蒋介石更为严厉。后该刊终于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停刊。办了这个刊物，进步人士乃至**人指责它阻挠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是反革命言论。蒋介石得知是我办的，更是怒不可遏。他对陈布雷说：钱昌照是叛徒陈布雷找了我秘谈，劝我早点出国。”

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新路才创刊。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除刘大中去了台湾以外，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1948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热情，也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当时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不过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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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新路与观察3

储安平本人没有给新路写过文章，但观察对于新路的创办是有反映的，在观察第4卷第4期上曾有封读者来信，对新路的创刊给予充分的肯定：

编者先生：本月日北平成立了个新的团体，定名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同时公布三十二条工作纲领，计分为政治主张，外交主张，经济主张，社会及其他主张四个部分。此会领导的人颇多知名之士，包括实业界教育界中坚分子，于是社会上便发生种种的传说，说这是中国“新第三方面”者有之，说此会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当引起人们的注视。

关于这个会的切详细情形，固然尚有待今后报道，不过它的性质及主张目标，大体上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我以为这个会并非政治团体，更非政党，所以说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离题尚远，可是说它是个普普通通的社会团体，恐怕也非事实。或者说它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个新社会团体，似乎近于事实些。

在现在这种沉闷各阶层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时候，只要有人肯出来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个人概赞成。因为再长此窒息下去，人们精神的痛苦超过物质的痛苦，的确是国家的最大危机。所以由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先站出来拿出鲜明的主张，号召更多的民众，使政治上的空气流通流通，客观上大有必要。同时，我个人向很恭维英国的费边社同工党的关系，可惜中国还没有个费边社，学术界的朋友们是有其责任的

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显得更专业化些，尤其偏重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但这两个刊物除了内在精神上有相近的面外，在刊物形式本身上也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时评刊物，两家都设有专门发表文艺作品的专栏，这方面可能是出于增加刊物可读性考虑，另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文化修养，因为给这两个刊物撰稿的许多人都对文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

在观察“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专栏中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两本周刊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同时在办刊宗旨上也几乎完全是以欧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为基本规范的。下面是新路的发刊词：

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是本年三月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会员大会中，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主张三十二条。见本刊本期附录

这三十二条主张，表示我们批朋友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所以作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以及实现这些主张的办法，乃是本刊以后所要讨论的。

在此，我们要郑重声明的点，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非个政党的组织，所以这三十二条也并非党纲。在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社会里，个团体，对于社会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有所主张，而又声明其组织并非政党，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但是在宪政的社会里，这是件极其普通的事。有人统计，在华盛顿想以他们的主张来影响国会的团体，起码有五百个，但是他们确乎是无党无派，并不附属于任何政党，那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同情于那个政党。这是在宪政之下，般公民对于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以为：在真正的宪政之下，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是必要的，但是从事政党的活动，是种专门的工作，不必每个人都要参加，正如每个人不必都去当医生，作律师样。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个公民，对于每问题，自然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公民的权利。在我国将来真正实行宪政的时候，任何人的选举票前途究属投那党候选员，就要看那党采纳了他的看法。所以个团体，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同时又说明自己不是政党，实在是极为自然，极为合理的种举动。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十二点，乃是我们以后讨论中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但不能看作我们大家所有意见的最后结晶。把我们的主张先写出来，以后的讨论才有所附丽，才不致空谈无补，才不致漫无边际。我们承认：社会是时刻在变动的，因而适应这些变动的主张与办法，也不能固执不变。只有顽固的卫道士，以及偏执的宗教徒，才会死守他们的陈说与教条。我们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定要去虚心研究，想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而且还要不断的从新的事实中，来试验我们所作结论的正确性。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面孔，凡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与事实，假如别人能以相反的理论与事实来批评我们的，我们都愿意诚恳的虚怀的与他商讨。有人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社会真理的最好方法。这是对的。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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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新路与观察4

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内容有不同，并且可以不同到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们自己中间也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动机是相同的，就是对于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实与问题，想了解得更清楚，我们的态度也是样的，就是刊物尽管由团体办理，每句的责任还是由每个人自己负担。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不草率行事。我们希望全国人士，本同样的动机与态度，给我们以道义上精神上的各种协助，使我们的工作，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这是在国家危机关头所发出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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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1

胡适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

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敬意。创办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后来的些资料中没有发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特约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

1947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函给胡适，汇报年来观察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