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干活儿技巧，外加一点儿狡诈。这几样，我们都没有，不是就等于废物了？

我们下乡已有五个月，看来是没有很快回城的迹象。这意味着，我们要常年从当地的老屯嘴里分一碗饭了。东甸子的老屯们看清了这一点，不再为我们洋里洋气的“大拉锁儿”所迷惑，为了利益，变脸了。

突然袭击是在某个晚上的生产队大会上发动的。开会，是为了评定工分等级。大伙逐一评价每个劳动力的表现，七嘴八舌说了一阵儿。当时农村的男劳力，每干一天挣1o分，妇女比较受歧视，一天挣6分。未成年的“半拉子”，与妇女相同，也是6分，意思是还不算男人。有极少数力气大，农活儿好的人，每天可记12分。而生产队长，是最特殊的，一天什么都不干，照拿12分。在那个“革命年代”，既有不劳而获的队长，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妇女，这是后来的少壮学者们不能想象的。

不能想象的还有，每个人工分的评定，都是民主通过的，队长不能愿意给谁高分就给谁高分。民主的程序，很奇特，就是大家喊“行”或者“不行”，以分贝高的意见为准，大致还比较公平。

轮到评定集体户时，突然冷了场。

过了好一会儿，刘队长说：“提嘛，反正集体户不是外人。”这句话，简直阴险之极。只听老庞接上就说：“我看集体户女生干活儿还行，给6分可以；但是男生太不着吊，干活儿水裆尿裤，给1o分太高了点儿。”

他话音刚落，就有群众一哄声地喊：“对，给8分。”“8分也高，给6分。”“6分！就6分！”

老屯们自己的帐算不开，但跟我们算帐可是清楚。给了我们6分，我们就少赚了，他们就能多得。这还不算，关键是，这太侮辱人，等于宣判我们不过跟女人一样。

我们想跳起来反驳，但民意实在太强大。人家也说得头头是道，哪一天，哪个人，坑刨浅了；哪一天，哪个人，活儿太慢，都一一道来。我们目瞪口呆，敢情这“贫下中能”都是干间谍的出身。

最后刘队长出来收场，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原则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亚奎、冯长骏活儿稍好，可给7分。众老屯又是一阵叫好。

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什么叫“大势已去”。

原来，我们被刘队长给耍了！

社员大会开完，我们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想想三个月前，我们是何等威风，那还是刘队长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军；如今价值一失，沦落到大人小孩都来踩，连个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们眼里，东甸子一下就暗无天日了。回到集体户，老龚拿起我放在炕头的《译文》杂志，闷闷地乱翻。忽然看到几首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就忽地站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放声朗读：

“我们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

他一朗读，女生屋子的喧哗就停止了。诗写得很好，全户的人都在静静听他读。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这个词的份量，有了一种要挣脱的愿望。可是，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么都宽广，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第二天垂头丧气地干了一天活儿，晚饭后，老龚、小迷糊、家轩和我出村去散步。小迷糊带了一把京胡，就像现下“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支在腰间“吱吱咯咯”地拉。我们就这样在京胡尖锐的伴奏下，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红，我们的心，也在流血。莫斯科的郊外，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的头一个重大挫折。当年，我们把它看得太重，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做对。其实老农们还算实事求是的，我们的活计，确实干得不怎么样。你想啊，一帮城里的少爷秧子，能出什么好活儿？只是老农们缺乏教育手段，有啥说啥，不会哄着来，一下就冷了我们的心。

这次社员大会，把我们集体户的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我们也就从此走上了很不同的道路。

当时，老房、王亚奎、冯长骏也很颓唐，毕竟他们只比妇女高一分，仍然是个半残废。所以那几天，男生们都还能同仇敌忾。

女生们最辉煌的时候到了。“贫下中能”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小姑娘们说话走路都傲了十分，与少壮男社员打情骂俏，就更有水平啦。相比之下，男生们简直还没脱哺|乳|期。我们不明白，那些男女间的暧昧语言，女生们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

终于有小道消息传来，说集体户最丑的女生曹凤兰，和老庞搞到一块儿了。某一天，老庞趁老婆不在家，把曹凤兰放到自己膝盖上坐着，被人当场撞见！

男生们乐不可支，心想你们也有出大丑的时候。可是，这两人就跟没事儿一样，脸不变色心不跳。村里人传是传，都还不能确定。集体户开会学习时，家轩就阴阳怪气儿地拿话敲打：“那坐大腿的滋味儿，是个啥滋味儿呀？”

男生们捂着嘴直乐。那边厢曹凤兰听明白了，脸一下涨红，起身说了一句：“你们真肮脏！”

说罢，把门一摔，走了。

男生们面面相觑。那年头，自由恋爱是许可的，但还没开放到可以搞“第三者”。我们要是嘲笑自由恋爱倒也罢了，嘲笑嘲笑“第三者”现象，又怎么肮脏了？

这里，我要给年轻一点儿的读者们介绍一下，那年头所谓的“肮脏”，就是指“s情”的意思。哦，合着坐男人大腿上不s情，我们嘲笑一下就s情了？再说，如果没发生这桩事儿，那恐龙曹凤兰又怎么能听得懂？

正义，就是这样被嘲弄。批判者反而被人家批判了。郁闷啊！

学习完毕后，看看外面，正是月白风清。男生们回到自己屋里就议论：“妈的，还干什么活儿？坐大腿也能拿满分，什么世道？”

老龚就说：“这天气这么好，明天还干个鸟活儿，咱们玩吧，今晚就出发，上水库抓鱼！”

老龚说的这个水库，离我们这里有十多里地，是我们早就神往的地方。他一说，大伙儿兴头儿就来了，说走就走。三更半夜走夜路，防身的家伙不可少，众人分头找了烧火棍、小铁锹和菜刀，装备起来。

老龚说：“冷兵器，还不行。看我的。”

他打开自己的牛皮提箱，拿出一件红布包的东西。打开一看，哇噻，是一把手枪！

这是当年瞎折腾时自制的小口径手枪，虽然粗糙，但功能都全。武斗结束后，老龚藏下来没有上缴，现在派上了用场。

一支奇怪的队伍，就这样出了集体户。初夏夜，蛙鸣四起，田野的风带着青草的芳香。

老龚在队伍前面把手枪一举：“走！同志们，向莫斯科进军！”

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o点了。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表，老房心细，特地带了集体户的小闹钟。栓了个绳儿，挂在裤腰带上，这样，随时都可看时间。

因为有月亮，这一路，就走得顺。月光下的旷野，比白天好看，很神奇。初夏的晚上不冷不热，正好赶路。一伙儿穿绿色仿军夹克衫的异装少年，不停地唱着苏联歌儿，在大路上大步行进。这一路，没见到狼群的绿眼睛，也没见到苏联特务的信号弹。

他们怎么敢来？就算是妖魔鬼怪，也要被我们狂热的气势所吓倒。我们要挣脱！我们要自由！我们不想再劳动了！

走到兴头上，老龚说：“操，咱们就这么走到苏联去得了！”

我说：“对，去苏联！”

小迷糊和家轩也直喊：“走啊，去他娘的东甸子！”

苏联，在现实中，当时是我国的大敌，百万大军就在边境上虎视眈眈。但是，在我们虚拟的世界里，它就是人间天堂，是共产主义。苏联文学，多少滋养了我们一点点。白桦树、小别墅、伏特加，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点。国界那边，没有“贫下中能”，没有狗日的“工人民兵”，可以男女手拉手跳舞，可以喝牛奶吃面包，那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

不知道别人如何，我那时真是动了心，就他娘的跑吧，跑到国界那边，就有自由和幸福。

就这样连唱带喊，走了一个多小时，喊不动了，就默默地走。山野里的蛙声虫鸣，开了锅一样的欢畅。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

月下的水库，白雾弥漫，胜似天鹅湖。这样宽广的一片水域，静静躺在山凹里，简直就是睡美人。我们都被这美景镇住了，屏住呼吸看。

地方到了，困乏也突然袭上来。草上全是露水，坐都没法坐。走夜路，裤脚早就被露水湿透了，风一吹，人直打哆嗦。我们四下里看，想找个露宿的地方，总不能就这么站到天亮呀。

寻寻觅觅，总算找到了一个小窝棚，是附近村子的人来打鱼，搭起来临时过夜的，这时候正好没人。窝棚里边堆着不少谷草，一捆捆堆到天棚。我们拽出来两捆，点着了，好好烤了一通火。

火光照亮黑夜的一角，我们又想起了抗日联军。抗联苦，但是人家幸福，有日本鬼子可打。我们白白穿了一身仿军夹克，想当英雄都当不成，天天被“贫下中能”欺负，真是丧气丧气！

烤着火，老龚就给我们侃苏联。他看过的苏联小说不少，说起来一串一串的，瓦西里、喀秋莎、斯大林、冬妮亚、列宁在1918……虚幻的世界就像这眼前篝火，明亮、温暖，驱散了黑暗。

烤完火进屋，拿电筒照照，墙上还挂着鱼网。行了，明早上抓鱼，连家伙什儿都有了。看看闹种，我的天，已经两点了！大家赶忙把谷草在地上铺好，倒头就睡。

这一夜，可真是“黑甜乡”，我们啥梦也没做，一觉到天亮。

早上，我被人狠命地搡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原来是老龚先醒了，发现老房不在，鱼网也拿走了。显然老房是先去了湖边。看看小闹钟，已经七点半，这在夏天的北方农村，就好比是现在城里的上午十点钟，一上午都快过半了。老龚一急，就把大家全叫醒了。众人揉揉眼睛，出门就往湖边跑。跑到一半，看见老房背着鱼网正往回走，裤子湿了大半截。我们跟他打招呼，他却沉着脸没答腔，只顾垂头丧气地继续走。

大伙儿纳闷，就拽着他问：“嗨嗨！怎么啦？”

老房瞟我们一眼，蹦出来两句话：“起来晚了！鱼早没啦！”

原来，在这水库里打鱼，要趁黎明时分。天大亮后，鱼就吃饱喝足，跑到水底下玩去了。东北纬度高，到五月底，3点半天就亮了，我们睡到7点半，日上三竿，还能捞什么鱼，连鱼粪蛋儿都捞不着了！

老房比我们早起来一个小时，忙了半天，白忙了一场，沮丧得无以复加。他鞋里灌满了水，走路咕叽咕叽的，到了小窝棚，把鱼网一扔，叹口气说：“唉，白来，白来啦。”

大伙儿一到白天，就清醒多了，昨晚的浪漫情绪一扫而光。

小迷糊说：“咋办？”

老龚说：“玩玩儿，看看风景再走。”

王亚奎不同意：“咱们赶紧回去吧，到家下午还能赶上干活儿。这一天，不能就这么白耽误啊！”

如果抓到了鱼，我们还觉得值得一来。现在是白跑了一趟，大伙儿都有浪费了好时光的感觉。王亚奎的提议获得多数同意，说走就走，没等我们看清白天的湖面是啥样，就匆匆沿着来路返回了。

正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返回的路上，没有歌声，也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主义。

将近中午，回到了东甸子。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就此无影无踪。下午，我们又去了生产队，听驴嘶马叫，干杂活儿。

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儿，可是小孩儿也有现实得可怕的一面。我们赶了十多里夜路，在窝棚里趴了一宿，要是搁在现在的成丨人，还不得在水库玩疯了再回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回来了。那个下午，干了些什么活儿，干的那活儿对我们一生有什么重大意义，我现在狗屁也记不起来了。可是，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哪个无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遗憾的撤离。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早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白人。人撑死能活多久？现实主义又好在哪？能带到棺材里去吗？能尽欢的时候，不尽欢，那不是大傻瓜吗？我很叹服那时候的王亚奎，那么小，就知道积累工分，如果他后来一直是这个价值观，那么这3o多年，还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工分呢！不知他现在下岗了没有？不知他今天用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一个人，再现实，还能抗得过潮流的瞬息万变吗？那时候，多挣1o个工分，就能保证一辈子不再受穷了吗？

我今天，已经明白了绝大部分人生道理。但有些事，即使明白也已经晚了，晚了！

16

远征水库后没有几天，苦难夏锄开始了。在农村里，春耕并不可怕，冬天也就是混工分，最可怕的活计只有两项，夏锄（老屯叫“铲地”）和秋收（老屯叫“嘎地”，就是“割地”之意）。夏锄时正是农历“夏至”前后，白天日照最长，在东北有16个小时，只要能看见苗，就得干。所有的地块，在一个半月内要锄三遍，才不至于杂草丛生，才能保证庄稼的营养。这“铲地”，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老农们抡锄如飞，眨眼之间要把苗留下，草锄掉，所有的土还要松一遍，简直是武俠的工夫。没开铲之前，老屯们对铲地难度的描述，就吓得我们不轻。一开铲，果不其然，能把人累死。我们不仅抡不好锄头，也挺不了那么长时间。东北的地，都是大块儿的，一条垄，恨不能有三公里长，一眼望不到头，让你绝望到想死。

夏日炎炎，晒不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有色人种。老屯们都戴着尖斗笠，个个都成了大清兵。那尖斗笠，可是有讲究，是用麦秸编的，有空隙，能透风。他们嘲笑城里人劳动时戴的“蘑菇”草帽，说：“那叫啥玩意儿，王八盖子，闷死人！”是啊，到了农村，才知道，在老屯眼里，城里人基本都很蠢，就一点比乡下人强，那就是能够月月领公家的钱，而且还领得挺多。

这回蠢人的孩子们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来了，老屯们很解气，总要教训教训知青，城里人有多么蠢。夏锄一开始，蠢不蠢，立刻就很分明。老屯们走笔龙蛇，霎时就干出去半根垄。如果以北京的地理打比方，他们相当于已经干到“北二环”了，我们还在“南二环”穷追。

庞德海一伙道德堕落分子，这时候早就撕下了文明的画皮，一到地头，返过身来就“接”美眉。“接”就是帮着铲，三下五除二，两下里大会师。美眉们一个媚眼一阵笑，估计老庞他们那勉档裤都要兜不住了。那边会师了，把我们几个雄性的，就那么撂在地半截，没人管。大帮人马一到地头就歇气儿，约有2o分钟。等我们忙活到地头，人家早就另起一垄开干了。

这“铲地”，着实让我们中有几个人“熊”了。

热，渴，累，漫无尽头。再怎么说是“炼青春”，我们这也是童工啊。即便童工也不要紧，好处是可以不长成“豆芽菜”，身体棒，但是，别给我们气受啊。

干了几天，我和老龚、家轩、小迷糊四个少爷秧子顶不住了。私下里就商量：“还干他娘个蛋！没拿我们当人，干也是白干。”

老龚有谋略，摸着上唇的一点点小黑胡说：“咱们得想办法，东甸子，不是咱们久留之处。你看老房他们仨，都玩了命了，他们是想进步。这么一整，咱们太孤立，得挪地方。”

小迷糊说：“我这就回家，看看能不能往长春附近转户。再怎么，也得离家近一点。”

我问：“你有啥办法？”

小迷糊说：“问问家里，乡下有没有亲戚。把咱们四个一块儿转过去，从头来，不在这儿受他妈的气。”

家轩说：“对，我也回家问问。”

老龚对我说：“咱们两家，在农村没亲戚，明天就去串户吧。找找同学，看哪儿能有机会安排咱们。”

第二天，我们就扔了锄头，再没捡起来。

那年月，知青在农村确实没出路。现在的少壮学者提起那时候，都牙恨得痒痒的，说是“集体无意识”。但是，他们死都不肯说一个真相，那就是，那时候是青年人最自由的时期。回城虽然没门儿，但是自由无比。“贫下中能”虽然说了算，但人民公社不强迫知青非得劳动，你愿意干不干。不干，就没工分。年终分粮的时候，要是工分值不够口粮钱，你拿钱买就是了。每人4oo多斤粮，是活命的，队长也不敢扣下。第一年，我们是国家包给粮食，吃喝不用愁，那两个卖命的工分，挣不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不是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么，那时候的插队知青，就生存在这最自由的“社会组织”中。贫下中农拿我们小少爷没办法，除了道德鄙视，他们没有强制权。这道德鄙视，就好比现在的人鄙视“包二奶”，当什么用？照包不误！

老房、亚奎和长骏三个人，终于放弃了自由，决心当牛做马了。他们是工人出身，从小没少干活，比我们能受罪。刘队长开的那个社员评工分大会，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彻底分化了我们户。

女生们，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不用说了。看样子，都时刻准备着，要做老庞他们的二奶了。白天干活儿，美眉们娇声娇语，为的就是让老庞他们多帮点儿忙，到晚上，就到人家家里去搞统战。那些少壮老屯的黄脸婆，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都放下大老婆架子，对这些“准二奶”关爱备至。

老房他们仨，用苦干表忠心，老屯看在眼里，都说他们干得不错。其实他们技术也没啥提高，老屯看得顺眼，那就是好。那时我们不明白这是中国特色，只气不过，我们不比他们差，但怎么干都不讨好。那时候想，这“贫下中能”真是浑不讲理。我们没想到，3o多年后，拿着高等文凭的人，也一样浑。能不能让人家看顺眼，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头等大事，一百年都不可能变。

我们四个罢了工，在家里做出发准备。开饭就吃饭，吃完就躺在炕上议论出走计划。

正是梁燕眉轮值做饭，我们谁也没心思帮她挑水抱柴禾了。她抽了个空，在外屋地小声问我：“你们怎么不去干活儿？”

我踌躇半天，说：“不想干了，想玩玩。”

梁燕眉深深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充满怨情。这一眼，直刺我心。

在女生当中，她是唯一比较正派的。虽然少壮老屯免不了也要跟她调笑，但她总还有个分寸。不像其他那几个，浪得要把人家勉档裤子撑开。梁燕眉这充满怨恨的一眼，我知道，就意味着“可以处一处”宣告终结了。

霎时，我心乱如麻。

看她俊俏的脸、水汪汪的眼睛，无一处不透着善良。可这善良的姑娘，就此，将与我渐行渐远。命运，为何如此残酷啊？我头一仰，眼泪差点儿没掉出来。

小迷糊开门出来，看看我，又看看刘，挺纳闷儿，问我：“你咋啦？”

我赶紧掩饰说：“烟呛了。”

小迷糊若有所思，一笑，“枯吃枯吃”踩着秫秸叶子出去了。

梁燕眉忽然转过身来。我看见，那眼圈也是红的。她几乎是恳求地对我说：“你们就别瞎闹了，好不？”

我摇摇头。

这时候，听见里屋老龚他们在开门，也要出来，梁燕眉赶紧蹲下，继续烧火。我急忙一转身，出了大门。

我们之间一段可能的青春恋情，就这样走到了头。心痛的感觉，就是35年后的今天，还让我忘不了！

就这样在户里窝了两天。第三天，四个人分头行动。

从这天开始，我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背着草绿色的仿军用挎包，揣了一本艾青先生的诗选和一本高尔基散文选，身上带了两块钱，就走上了漫漫长路。我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大致就是向北走，向更加荒凉的地方走。

那时候，钱值钱。两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了。那时坐一趟电车才五分，吃根冰棍儿也是五分，看场电影一毛，买本书三、五毛。手里的两块钱，正经顶一阵儿用了。

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村庄，走在山野里，才发现，夏季的野外真是太美了。树木郁郁葱葱，天格外的蓝，田野也不那么令人恐惧了。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回味着艾青描写他在山间公路上徒步跋涉的诗，感觉到自由真是美呀，但是又让人迷茫。

我从小就羡慕外国小说里的流浪汉，他们破衣烂衫，却能够笑对生活。而我现在，也是在流浪，却一点儿笑不出来。

一路走，一路问地点，朦朦胧胧地把握着方向。我们学校在这边的集体户有不少，我每找到一个，就住下两天，然后再走。这些同学，都是初中的，哪个年级的都有，虽然不熟，一说起来，彼此却都知道。

那年月，知青就是兄弟，去远处的集体户串门儿，一报家门，就可以免费吃住，没有人会收钱。以这种方法，流浪一年都可以。我到了人家地盘上，人家都能热情招待，他们有什么，我就吃什么。晚上他们挤出被子来给我盖。

白天，大家都下了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百~万\小!说。听见寂静中，窗外有鸡在“咕咕”地叫，一派很祥和的气氛，让人想起了“大革命”前。

我百~万\小!说看够了，就起身到院子里闲坐，看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一行行的黄瓜、西红柿和茄子苗，都长得绿缨缨的。集体户的房子，跟农家的差不多，都有猪圈、鸡窝、柴火垛，房檐下也挂着干辣椒和蒜辫子。如果不是接受“再教育”，这里的生活，其实挺好的。

我的校友们好像跟当地的“贫下中能”还能和平共处，没有像我们那样尖锐的矛盾。每天去地里劳动，就像以前上课一样。收工后，也不叫累，只是麻木地吃饭、说说话，洗洗，睡觉。

他们距离公路较远，所以认为自己离城市也较远，都爱跟我打听长春的情况。我哪里知道什么新鲜东西，只把道听途说的跟他们讲讲。心想，自己这不成了传教士了？用话来安慰比我更可怜的人。

流浪的日子里，其实一分钱也没花。所到之处，虽没有梁山那样大碗吃肉，但饭是吃得饱的。走的时候打个招呼，也不必特别感谢。淳朴的年代里，人心还是白纸。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的这些校友。那时候，大约有5oo万我们的“同志”，就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广大乡村。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在过着。而像我一样为了某个念头而流浪的人，却很少。

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情况，比我们还要差，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比我们那里穷。在那些地方，我根本没敢提转户的事情，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穷的地方，除非上面有强制命令，不然哪里的农民都不会同意一下子接收四个知青进来。

我只能一村又一庄地走。想想自己跟高尔基差不多了，在社会这个“我的大学”里，到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慢慢的，走进深山里来了。问一问农家，原来是林胜公社。我心头一喜：我们班，就有一个精英分子集体户在这里。我逢人就问，鍥而不舍，终于打听到了那个户在什么大队，就直奔那儿去了。

暮色中，我终于找到了红石大队我们班的那个户。

这一户，人强马壮，集中了我们班原来所有的班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原我们对立面组织的，除了从我们组织“叛变”过去的小于之外，都是精英。老成、老杨、小陈、小涂，这都是省直机关局处级干部的孩子，家里住小洋房，房间多得让我头晕。大革命前，他们对我还是满友好的，整体上也算教养比较好，虽然有一点点傲气，但不明显。

革命风暴一来，两极分化。他们要保老爹，所以参加了保皇派。那一派，很臭，处处搞不过我们，憋了一肚子气。在两派僵持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学校教学楼。一天晚上，我们听说他们要来“砸”我们战斗组，老龚便让我去侦察一下。我偷偷来到二楼他们战斗组门口，意外地发现他们黑了灯，门又开着，便探头去望。只见见里面有几个黑影，动也不动，很紧张地戒备着。我不知是什么意思，看了半天。里边似乎很紧张，连喘息声都能听见。我看不出名堂来，就走了。

回到一楼我们战斗组，一说情况，大家都乱猜。老龚说：“不好，他们确实在做准备，今晚肯定来。咱们要防备好，别睡，极有可能是后半夜来。我去通知高年级同学，让他们一有情况赶快来增援。你们，抓紧时间多捡点儿砖头。”

小迷糊扎好军用皮带，挺挺胸说：“敢来，往死里砸他狗日的！”

我们彻夜未眠，但敌人并未来。

原来，当时他们战斗组正在搬家，刚巧电灯泡憋爆了，正在手足无措间，我在门口探了头。里面以为是我们要袭击他们，都严阵以待。只要我跨进去，就是一顿暴打。结果我走了。他们摸不着头脑，分析了一下，认为是我们要去“砸”他们，我不过是个侦察兵。于是这一夜，他们也彻夜未眠。

后来我们组织逐渐坐大，终于把他们一派全部撵出了学校。

当时两拨人的敌对情况，可见一斑。

可是，在这黄昏的小山村见到他们，双方都泯去了恩仇。小于看见我，一声欢呼：“你小子怎么来了？”

大家围上来，问这问那。做饭的女生招呼开饭，老成就拍拍我肩膀说：“来，吃饭！别的户咱们同学，谁都没来过，你是头一个。来了，就多住几天。”

他们吃饭就在院子里，充满了农家气氛。山里的节气比我们那里晚一点儿，到现在还没有开铲，所以大伙对铲地很有神秘感，纷纷向我打听。我干过两天，跟他们介绍了一点儿要领。

眼前的这些同学，过去的生活都是很优雅的。大革命前，我去过他们的家，跟他们交换邮票。看到他们的业余兴趣跟我也差不多，但社会地位可要尊贵多了。在班里，他们是栋梁材。我们的女班主任，原则性很强，对他们很照顾，对工农子弟一般，而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子弟，则很蔑视。我那时候小，没觉得太不公平，认为自己老爹没打过蒋匪，住的也不是小洋楼，被蔑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大革命一来，我的平等意识被唤醒了。她凭什么呀！因此，我们班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我写的。顺口溜，嘲讽女班主任。作品贴到了三楼的楼梯上，一直垂到一楼。那天晚上，全校有五百多同学跑去观看。高年级同学看了笑得要死。几个高年级女生起头，五百人齐声朗诵我的作品，据后来有人讲，声音传出去两公里远……

那些风云，都过去了。如今，我们一块儿坐在篱笆墙的影子下，端着大海碗，呼噜呼噜地吃高粱米水饭。

空气里，有烧柴、猪粪和酸菜的味道。

过去的精英们，现在也能安于这种被奴役的生活，这使我受到了一点点触动。

小于原先在我们组织的时候，跟我比较要好，后来受老龚排挤，愤而“叛变”，与我疏远了。但那一段缘分还在，因此这次见了我处就格外的亲，老跟我聊。

我讲了一下我们尴尬的处境，小于就说：“靠，走上社会，你们还像在学校那样？那不行的，得干，得认命。”

我叹一口气说：“我们跟老屯已经搞僵了。”

小于说：“胳膊拗不过大腿，你们就低头吧。先把农活儿学好，他们对你们也就好了。”

我说：“老房他们还行，我们几个，被人盯上了，怎么的都没好。”

小于问：“龚本辉还那么牛逼？”

“还行。”

“你别跟着他跑了，他老爹有点儿门路，他敢折腾，你跟着折腾能有什么好？”

小于讲的是推心置腹的话，我无言以对。躺在他们户的炕上，心里叹了半宿的气。

我们班女生的精英，也都在这个户。吃晚饭时，我都见到了。小商，副厅长的女儿；小李，参谋长的女儿；小陈，长影导演的女儿；都是绝色美女，仪态万方。下了乡，也是英姿勃勃不减当年。那时候，还比较封建，见了面，她们虽然都有些惊讶，但也不打招呼，只点点头。小陈是我过去的暗恋对象，这次见到，依然觉得她高不可及。但我心里已有了平民之花梁燕眉，所以也就没有从前那么伤感了。

两天后，他们生产队开铲了。小于说：“你别猫在屋里百~万\小!说了，一块儿干两天吧。”于是，我就当玩玩，义务帮他们干了两天。

他们这里，是纯粹的山区，民风比较淳朴，“贫下中能”不那么盛气凌人。一群城里大干部的子女，跟老农们相安无事。山里的地块小，干完一块很快。再去干下一块，就要走一段山路，实际上能多歇几气儿，所以劳动强度显得不那么大。

我来时，正是山里最美的初夏，野百合开遍了山凹。他们生产队的男女青年老屯，不像我们那边的那么土，而是挺懂得爱美。收工时，每人摘一束野花，扛着锄，一路说笑，好像“桃花源”中人。那野花，花朵之大，我只在欧洲的静物画上见过。

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这里的少壮老屯从不跟女知青打情骂俏。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我在这翠绿的山间干了两天活儿，心灵好似受到洗涤，舒服多了。悄悄跟小于说了说转户的事情。小于摇头，面有难色，说他们这里太穷，干一天才三毛钱，不抵我们东甸子干半天，再安插人进来，基本不可能。

小于劝我：“你也是经历过学校大革命的人啦，别书呆子气，适者生存。跟贫下中能顶牛，那还有好？”

小于的话，即使不说，道理我也明白。可是，人的尊严，有时比道理重要。我并不想辩白，我只想找一个不受气的地方。

我又闲呆了一天，最后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告了别。

我的流浪，无功而返。一路上，景色美得无以复加，但我心头却充满了少年人解不开的忧郁。

17

回到东甸子，见老龚和家轩早就回来了。碰了碰情况，都说没什么希望。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小迷糊身上了。小迷糊拖了这么久没回来，说不定有戏。我看老龚和家轩离开东甸子的决心一点儿没动摇，也就没跟他们说我在我们班那一户串门时的感想。

过了几天，小迷糊回来了，我们大老远地看见他，就挥着手跑过去，和他紧紧拥抱。大伙七嘴八舌地问：“怎么样啊？”

小迷糊兴奋地说：“有希望，有希望！慢慢说，慢慢说。”

他带了一包“曹操糕”回来。这点心，正确的写法是“槽子糕”，是那个年代生产的唯一的一种蛋糕，是梅花状的，用烤箱烤得外皮焦黄，油多，又甜。我们打开纸包，像见了亲娘，一顿狼吞虎咽。

吃完了美味蛋糕，我们又继续追问最关心的问题。小迷糊说，他们一个邻居，有亲戚在乡下。这次，小迷糊特地去那里的生产队看了看，离长春挺近，在九台县。那边的关系也见到了，是个生产队会计，答应有机会就帮忙。这消息，实际很渺茫。但我们是汪洋大海里的落水客，哪怕抓住一根稻草，也是好的。

小迷糊一说完，我们齐声欢呼，差点儿把他抬起来。

对于当前的时局与对策，我们四个认真讨论了一番。去苏联，当然是上策，一劳永逸，但不易实行，现在还不能考虑。要是继续留在东甸子，我们就要永久受气，所以必须转户。在转户尚未成功之前，我们的策略，一是磨洋工，带干不干，因为没必要吃苦受累；二是不要让女生和老房他们太得意，要时不时给他们添点儿堵。

日子已到了7月份，在东北，这是夏季最后的好时光。我们制定了正确的策略之后，就开始磨洋工，每天去打听有什么活儿干，轻活儿就去干干，重活儿就休息。混了几天，觉得还不过瘾，索性回长春，度假。

夏季里回到城市，才看出巨大的城乡差别。在农村，老屯一大早3点半就下地，走在路上还半睡着呢。再看城里人，6点半起来算是早的，早上还可以跑跑步。晚上6点，准时下班，吃完晚饭，游泳的游泳，散步的散步，真是天堂里的生活。没见过哪个城里人干活儿能干出一身臭汗的。就是扫马路的清洁工，也是8小时工作制不动摇。

这次在乡下呆了快五个月，?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