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车呀！你就别问了，走！”

“我……还有小米没买呢。”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都等你呢，走！”

我被他拽着，来到了公路边，远远看见路上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上面坐着几个人。这水曲柳，搞的什么鬼，说不定怎么花言巧语把人家的军车给拦下了。

走到近前一看，我的妈，全是我们自己的人！老龚、小迷糊、家轩，还有水曲柳的那俩哥们儿，都坐在车上，一本正经。

小迷糊见我踌躇，憋不住一乐：“看什么看？都是国军！”

怎么回事？我仿佛是在做梦。

“你们怎么搞到的军车？”

“哈，上车吧，回长春！”

我挤了上去，几乎等于坐在他们腿上。

“你们这么大能耐？哪儿借来的车？”

大伙不答，只是笑。

水曲柳把车开起来，回头对我说：“什么借的，谁能借给咱们？偷的！”

“偷的？这军车？”我愣了。

“这有啥？容易！县革委会的二把手、军代表，坐这车到官地公社开会，中午在饭店下馆子。车就停在道边，没人管。我伸手进去把电线扯断，两根线一打火，点着了火，就把车发动了。在二中武斗时，常干这事儿。”

“那人家不找？”

“就让他找，把官地挖地三尺去找吧。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上长春了！”

“上长春？咱们上莫斯科！——前进！”老龚哈哈大笑。

老式吉普是帆布的蓬，不防寒，但我们一点不觉得冷。开着军代表的车，看着眼前的通天大路，真是豪情满怀。

敦化的群山，一片银白。无边无际的树，都落光了叶子，在雪景中像苍劲的木刻。

一辆涂红星的绿色军用吉普车，载着一车杂色服装的少年，一路呼啸而去。车里，传出一阵阵嘹亮的歌声，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这辆车，驶向了少年人梦想中的莫斯科。

车爬上一个小山岗，身后，东甸子远去了。满车的人都在唱，都在笑，只有我沉默。我想，我们这是到哪里去，回长春？长春还能是庇护我们的地方吗？它的怀抱又能把我们保护多久呢？

想到此刻在长春的老爸，心里就痛。那样的一个老实人，二十多年前，不留洋，不逃台，满心里都是为了祖国吧？干到最后，却连城里的家都保不住了。他究竟得罪了谁？人们为什么要狠命地整他？一个连杀鸡都要犹豫半天的人，对社会能有什么危害？我们的民族，已经疯了么？

我后来明白了，父亲的善良，就是他的罪。

人们乐于欺负善良的人，因为即使欺负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而对恶人，大家则不敢多说一句话，是因为那后果无人敢于承担。

在和平年代里，那些口称“革命”、“正义”、“牺牲”、“阵痛”、“代价”而专门欺负善良人的人，如果放在战争年代里，就是一批最无耻的汉j、叛徒和匪类。

善和恶是明明白白的，但没有人能站出来，保护我的父亲！

我忽然想，这次回长春，决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我要把给父亲买的小米带回去。

想到这儿，我大喊了一声：“停车！”

水曲柳身子抖了一下，连忙慢慢刹住车：“怎么啦？要小便？”

“我有事情要办，还是明天坐火车回去吧。”

大家一致反对，都说何必呢，坐吉普回去，不是过瘾吗？

我坚决地摇摇头：“你们快走，我下。户里也不能这么扔下就跑，连门都没锁。”

大伙见我死心踏地，也就不劝，挥手告别，相约回到长春见。

吉普车卷起一股雪烟，开走了。我站在路边，没动。看着车辆远去，觉得他们真是好像投奔永恒幸福去了，把我孤零零一个人抛弃在敦化的雪野上。

那时候，公路上的汽车极少，马车和马爬犁也很少。回去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没见到有顺路的车。往敦化方向倒是时而有车过。天擦黑了，我不再抱侥幸心理，迈开双腿，走回去了。

一夜几乎无眠。那边屋里是女生在酣睡，这边屋一铺大炕只有我一个人。冬夜里，连狗都不叫一声。那屋的任何微小响动都很清晰。有人在说梦话，有人在打呼噜。半夜里还有人爬起来，开门去外面，到房山头蹲下来撒尿，哗哗的声音都能听见。

我在想，老龚他们坐着吉普车走到哪里了呢？肯定早就过了秋梨沟了吧？没准儿已经快到吉林市了。要是汽油没有了，他们又到哪儿去加油呢？

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一觉醒来，已经七点半了。天大亮，屋里寒气逼人，眉毛上都结了霜。我赖在炕上，不愿意出被窝，睁眼看着玻璃窗上的阳光一刻比一刻亮。对面屋里的女生起来了，在院子里洗脸刷牙，一会儿，就都上工去了。

那边儿，只有一个人在屋里屋外地走动，好像在搞卫生。听得出来，那是梁燕眉。我马上爬了起来，哆哆嗦嗦地穿衣服。我别的什么也没想，就想看一眼她，即使不说什么话，也行。

刚把棉袄穿上，门“咚”地一声被撞开了，跌跌撞撞进来一个人！

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小迷糊！一夜不见，小迷糊换了一个人一样。昨天走的时候，还那么意气飞扬，眼下，却是嘴冻得乌青，神色张皇。最惨的，是棉裤的两条腿裤全湿透了，结了一层硬绑绑的冰。

我一下反应过来——肯定是偷军车出了问题！

我让他赶紧脱了棉裤上炕。小迷糊拖了棉裤，上炕披了大被坐着，浑身还冷得直哆嗦。

我说：“你别急，出了什么事情，慢慢说。”

小迷糊长叹一声，说：“完了，这回全完了，都被抓住了！”

原来，昨天傍晚，他们开车跑了一个多小时，已经能看见敦化县城了。正在高兴，只见迎面过来一辆大卡车，错车之后，后面又是一辆。这后面的一辆，司机一打舵，竟然越过中心线，直直地朝吉普车前方冲过来。水曲柳连忙避让，刹车。那卡车也马上刹住，停下了。只见车上扑通扑通往下跳人，都穿着工装，拿着枪。再回头看，先头过去的那辆也不知什么时候调过头来停下了，也在往下扑通扑通地跳人。

“不好！是工人民兵，快下车跑！”水曲柳大喊一声，拉开门就跳了下去。

其余的人也纷纷逃出来，向公路两边的野地里跑。小迷糊回头看了看，水曲柳已经被当场擒住，老龚和家轩朝公路那一侧跑，工人追得很急，看样子不可能跑出去多远。小迷糊这一路，是水曲柳的两个同学，其中一个跑了几步，就跑不动了，停下来等候束手就擒。另一个对小迷糊喊：“咱俩分开跑，跑出一个算一个！”

茫茫雪野里，他们亡命地逃窜。工人民兵不断发出恐吓，但始终没有开枪。

小迷糊不知跑了多久，跑到了一条河边。河上的冰还没有结严，河水冒着白汽。他咬咬呀，下了水，趟河而过。追兵们到了河边，用手试了试水温，一时没敢下河。就在他们踌躇之间，小迷糊趁机逃脱了。

此刻，小迷糊坐在炕上，惊魂仍然未定：“那水冷的呀，我当时寻思，今天这腿就得冻掉了！”

“你昨晚在哪儿躲了一宿？”

“在哪儿？我整整走了一宿。不敢进屯子，也不敢停下来。停下来，这腿恐怕就真的要废了。也不敢走公路，就在公路边的野地里走，深一脚，浅一脚，天亮了才看到东甸子。”

我让他歇着，拿着那条湿棉裤，到外屋地用炭火烘干了。又给小迷糊专门做了玉面米糊涂粥。

小迷糊穿上棉裤，喝了热粥，脸色缓过来了。他默默无语抽了支烟，说：“我不能在这儿呆着，得马上走。万一他们到户里来抓，就坏啦。”

我大惊：“那你怎么受得了！睡一觉再走吧。”

“不行，太危险，我到别的户去躲两天，然后回长春。你等会儿也赶快回长春吧，别以为没事儿，他们那些疯狗，什么都干得出来。”

小迷糊仓皇收拾了一下东西，就走了。出门时两眼一红，说：“老龚、家轩……他们肯定是被抓了，怎么办哪？”

我心里一紧，摇摇头说：“你自己千万小心，咱们回长春以后再说吧。”

小迷糊走进雪地里，回头跟我挥手。

白茫茫的大地上，他的身影是那么弱小。

小迷糊走远了。一个黑点儿，在天与地的白茫茫之间。

回到屋子里，我慌慌忙忙收拾了一下必须带走的东西，猛然想起小米还没买，就跑到邻居家，称了15斤小米，用旅行袋装了。看看再无遗漏，就想走。

这时，忽然听到梁燕眉开门到了外屋地。我知道，她是要准备做头晌饭了。

我迟疑起来，忽然失去了从她面前走掉的勇气。老龚他们的落网，意味着这东甸子我们是不可能再呆下去了。如果继续呆下去，我们承受不了千夫所指。所以今天这这一走，等于永远告别。

外屋地有柴禾叶子哗哗地响，还有刷锅的声音。我提着旅行袋，呆呆地站着，不敢推门出去。

忽然，梁燕眉唱起了歌儿。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平时女生唱这歌，唱到“爱人”两个字时，都含糊过去。今天，户里没有别人，梁燕眉把“爱人”两个字唱得清清楚楚。

这歌声，是绝美的声音。在这时候听到，心都要碎了。

爱人啊，我的爱人！

旅行袋从我手中脱落，掉在地上。我蹲下来，抱着头，懊丧到极点。全都完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前途，我们心中圣洁的爱情。在这个多雪的冬天，就算彻底埋葬了。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我就像茫茫雪地上被人追逐的野兔，无处可逃！

谁能拉我一把？谁愿意来拉我一把？我看不见前面的路了！

19

在茫茫雪地上，我像一只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茫茫的雪地上，我们大家像一群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生的写照。

我在1969年11月那个酷寒的上午，提着15斤小米，仓皇离开东甸子时，就有了那样的一种预感。

太阳光很白，村庄呈现出一种土褐色的原始状态。除了高耸入云的旗帜和满墙的政治标语，它跟千百年前的村庄是一样的。

上车前，我绝望地看了一眼这没有任何温情的土地。

在我的一生中，再不会有安详的阳光照进教室，再不会有丁香花在教室窗下悠闲地摇曳，再不会有眼保健操的音乐在课间响起……“和平”，这个少年时代听得最多的词，将永远销声匿迹。我们从此就被推进了漫天风雪中，与狼共舞，奔逃不休。

回到长春，我赶到三马路小迷糊家，报告了不幸的消息。小迷糊的母亲在家，她是个家庭妇女，听了我的叙述，当下就坐在炕上，拍着腿嚎啕大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她没有什么主意，只是哭。小迷糊的父亲从街道工厂下班回来，听了我的报告，沉着脸，默然许久，回头斥责说：“哭什么？脚上的泡是他自己走的。这小犊子，我们管不了啦！”

从迷糊家出来，我又到火车站前的老龚家。老龚的父亲在家，他休闲的时候，也是一身戎装，正在书房百~万\小!说。听了我的报告，老人家眉毛一皱，问了问详情，没有再说什么。拿出一个本子，翻了翻，摸起电话要打，忽然想起我还在，就勉强一笑，要留我吃饭。

我借口家中还有事，连忙告辞了。老龚的父亲送我到院子里，手扶着栅栏门，没头没脑地叮嘱了我一句：“孩子，你记住，你们都还年轻啊！”

家里已经天翻地覆，东西都清理好了，该打包的打包，该送人的送人。没过几天，一辆大卡车就把我们全家拉到了四平地区的怀德县。

这地方是平原，不属于长春管辖，但离长春并不远。平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只能老老实实种玉米，所以不如东甸子富裕，连电也没有，晚上就点煤油灯。

我们暂时住在队长家的东屋，一铺炕住了全家人。劈柴、挑水、烧火做饭，过起了乡下生活。

我的老父亲，年过4o了，从头学习劈柈子生火。队长的老妈看了一会儿，半真半假地讥笑道：“老某啊，你喝了那么多墨水儿，往后全都用不上了吧？”

我也开始在队里劳动了。我知道，生活中的关隘必须硬碰硬的去闯，今后我的路，再没有一丁点儿可以浪漫的余地了。那时候身体还挺棒，我每天都下死力地干，社员们很惊奇，说：“你干活还真是不惜力啊！”

当时有个政策，下乡的干部，可以把自己在外地插队的子女迁到身边来。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活路。于是，在乡下过了一个死寂的春节，三月初，我重新踏上到东甸子之路，去迁户口。

先到长春，再转车。如今这座城市，除了火车站候车室和医院走廊，再无我的一寸容身之地。买了到敦化的票，也不敢到其他人家里去探听消息，就在候车室过夜。晚上，车站派出所的警察狠狠地把我盯了半天。

我在心里哀叹，这才不过几天，我在长春的居留，就已经是非法的了！我的省实验，我的斯大林大街，都远离我而去。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这个美丽的城，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再属于我了。历史的前进，就是以粉碎我这样的人为代价的。一个初中都没念完的小人物，哪里有什么权利谈个人的悲欢？

从敦化坐上长途汽车，我的心就在打鼓：这次回东甸子，能看到谁？能看到些什么？那件偷军车的事，过了三个多月，应该没事了吧？刘队长会是一副什么嘴脸呢？老龚他们会在户里吗？梁燕眉还是那样俊俏吗？

到了集体户，已经是下午，下晌饭刚吃过，男生屋子里有人。我推门进去，第一个看见的是小迷糊。

他一愣，满脸惊喜：“哥们儿！”喊着，就扑了过来。

我们俩紧紧相拥。

屋子里还有老房、亚奎和长骏，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敌意，很友好地围上来，问这问那。

听说我要迁到父母那里去，大伙都挺高兴。亚奎还分析了一下好处，他说：“有父母在，你再表现好一点儿，前途准没错儿。”

我问小迷糊，偷军车的事情是怎么了结的。

小迷糊告诉我，那天军代表发现车子被偷走，不禁暴怒，下令全县民兵进入二级战备状态，把所有的公路关卡都封锁住了。水曲柳他们就是不往敦化开，也是插翅难逃。当天除了小迷糊之外，车上人全部落网，被关进收容所。后来，小迷糊没敢回家，去自首了。人家做了笔录，倒也没关他，让他回集体户等候处理。

原来，敦化县当时的头头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发现有些麻烦。一是做案人年纪太小，动机不明，不好扣太大的帽子，况且军代表的车被偷，也不是一件宜于张扬的事；二是抓到的几个人当中，有两个是军干子弟，两个是省直机关干部子弟，县领导感到投鼠忌器。后来，老龚的父亲动用了一点关系，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老龚、家轩他们总共被关了一个月，就放了。春节期间，小迷糊跟他们互有过走动，知道他们俩正在跑转户的事。

小迷糊说：“你是第一个走成的。”

我问他：“你有办法走吗？”

小迷糊摇头：“没有路子，只能在这儿了。”

我对他说，我家下乡的那个地方，晚上能看见长春汽车厂的灯光把夜空照得发白。迷糊听了，不胜羡慕。

晚上，我们挨在一起睡，有聊不完的话题。

第二天我就张罗卖粮的事。我去年没在集体户呆几天，剩下了不少粮食，生产队要给我拨出来，拉到粮库去卖掉。这时候我才知道，队里执政的，已经换了王队长。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换队长的原因是，一年下来，工分值不如以前。社员们都是务实派，发一声喊，就把少壮派刘队长轰下了台。

王队长毕竟是知识分子，对我很客气，亲自给我称粮食，还详细打听了我的家庭背景。我临走前，他专门来看了看。见我箱子上有几本书，马上抓起来，很痴迷地翻了翻。其中有一本是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他摩挲良久，感慨地说：“这书，我上大学那会儿也读过。”最后，他提出想索要一本《全国交通地图》，神情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很痛快地给了他。

我在户里呆了三天，每天都能看见梁燕眉。她样子一点儿没变。现在是三月，还没有开始春耕，活儿不累，女生们常常唱歌，都是很欢快的样子。可是，我和梁燕眉，始终没有说话的机会。

第二天晚上，我和小迷糊在院子里聊天。女生们出去串门回来，一路唱着“远飞的大雁”。走近了，梁燕眉看见是我，就不唱了，停下来紧了紧鞋带，又往我们这边看了看，最终也没说话，起身走了。

我痴痴地望着她们一群进了屋。

我们那时候虽然年轻，但很封建，男女之间不能没话找话。习俗就这样阻止了我们最后的告别。

小迷糊明白一点儿什么，说了一句当年的电影台词：“阿米尔，冲！”

可是，我哪里有这勇气？

第三天，我离开了集体户。小迷糊特地歇了半天工，送我上了车。临行，他把一包从供销社买来的“曹操糕”塞到我的包里。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小迷糊说：“给你父母捎去吧。”

我望了望他，心里一酸。

长途车来了，拖着烟尘滚滚。我和小迷糊紧紧握了握手，想跟他最后拥抱一下，但手里又提着东西，只能算了。我见他眼神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雪已经化了，东甸子的群山有了一些春意。风虽然还很冷，但阳光暖和了不少。人心里，有东西在融化，我忽然对这地方留恋起来。梁燕眉一早就出工去了，我没有看见她。此刻阳光有点儿刺目，她是否就在那些褐黄铯的山坡上砍柳树棵子呢？去年的此时，我们曾编在一个组里干过活儿。她那时俏皮的刘海儿、柔软的身段，都还历历在目。可是今天，我却看不见她了！

我的爱人，我的冬妮亚。

我们就要满18岁了，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今天，我在这里向你告别。我走了，希望你能活得好。我们，还有很漫长的一生；我们俩……还能够再见面吗？

当我再见到梁燕眉时，已经是六年之后了。

那时候，我们全班同学有一次奇迹般的聚会。1975年初春，不知是哪个热心的同学发起倡议，要补照一个毕业合影。我们在1969年，是仓皇分手的，连个毕业典礼也没办。初中毕业，这是当时我们很多人的最高学历了，没有毕业照，当然会有人耿耿于怀。于是这个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在那时原始的通讯条件下，不可思议地口口相传，终于在那一年4月份，集齐了绝大部分同班同学。

在长春桂林路的“红光照相馆”，我见到了梦绕情牵的一些同学。

我离开东甸子后，与小迷糊保持着通信联系，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我离开那里一年多后，城市的工厂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我们户第一个被招出去的是老房，被招到敦化县文化馆搞美术宣传，脱离了苦海，成了拿工资的人。接着冯长骏被敦化亚麻厂招去当工人，成了世袭工人。又过了一段，王亚奎也被长春一个厂招为工人，回到了家乡。招工的热潮一起，表现稍好的都留不住了，我们户四个女生，一个不拉，全都招回了长春。1975年时，集体户就剩下小迷糊一个男生了。

小迷糊，变得老实多了，沉默寡言，原先身上的猴气和虎气都不见了。唇上的胡须留得很长，一副老成的样子。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你一个人，能坚持住吗？”

小迷糊说：“没事。老屯对我，挺照顾的。”

我还见到了老龚和家轩。

老龚后来转户到前郭尔罗斯，在那里被招到辽河油田当工人，小资气息一扫而光，非常务实了。和一个知青出身的女工结了婚，过起了小日子。他给我看了他老婆的照片，比他当年追求的师长女儿差远了，比关美玲也差远了。

我对老龚说：“你务实，我能理解。不过，这么俗的女孩你也能接受，我真万万想不到。”

老龚嘻嘻一笑：“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俗。不俗，就活不好。这你不懂！”

他仍然英俊如昔，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决不会再唱了。我看着他，心中感叹：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强硫酸，再坚定的人，也能被它腐蚀掉。

家轩，仍是衣冠楚楚，但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在我离开后不久，转户到了长春下属的九台县，干得怎么样，不太清楚。

我虽然离开东甸子最早，可是对我来说，离开农村的日子仍然还是遥遥无期。我家下放的那个怀德县，不属于长春，也极少有从长春下放来的知青，所以长春的工厂根本不来招人。而本地的工厂，又不招长春的知青。我陷入绝境，除了招工不行，其他的出路也不行。因为父亲的历史上有那么一点“问题”，我就既当不了兵，也上不了大学。父母下放后，没过两年，就因工作需要被召回了城，把我剩在了那个泥潭里。唯一值得一说的是，经过几年的劳动，我吃得多，睡得好，身体变棒了，相貌也忽然英俊起来；在油灯下读了几本人文主义书籍，心灵开了窍，“拽”几句唬人的哲理不成问题。整个成了风流倜傥的一个人。

老龚对此甚感惊讶，一个劲儿说：“你小子，变了。变化大了！我要跟你好好聊聊。”其实，他才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当年朗诵舍甫琴科的诗，句句掷地有声，唤醒了我对自由的向往。正因为有“不自由的巨大哀痛”，我才能有勇气在怀德县的油灯下，一年年地抽空读书。

当然，我还看见了她，梁燕眉。她已经是长春某厂一位光荣的女工了。眼睛仍然含情脉脉，对我仍然很亲切。我们男女生，是死都不能说暧昧话的，可是她自有她的表达方式。照相的时候，要排队伍，大家一阵乱。她亲热地拉了我一把：“过来，咱们户的人，站上面。”

这一拉，我知道分量。可是，她此时已是城里人，是光荣女工，我不过是一个二老屯，我还能怎么样？阶级有差异，就不能谈爱。我在小学时看了话剧《雷雨》之后，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偷着观察了一下她。女工梁燕眉气质上一如既往，可是，再也没有了17岁时的那种明丽。岁月这把刀，把我这废物雕成了一个翩翩帅哥，却把梁燕眉这绝代佳人雕成了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工。

我心里黯然。有个什么东西稀里哗啦的碎掉了，刺得我心痛。

那是我第一次为女人的凋落而伤感。后来，我又不知看到过多少水灵灵的女人一茬一茬地枯萎下去，心肠慢慢硬了起来。其实，照相那天老龚所说的，是一个千古命题。“什么是生活？”——我现在终于领悟到，无数的女人一代代的老去，这就是生活。她们的老去，在提醒着我：这辈子，已经有很多时日过去了。

1975年春，我们在照相馆短暂相会，然后各奔西东，至今，再没有见过面。

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小迷糊也上了大学。唯有我们两个，勉强没有被时光之刀雕成废物。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结局。尤其是，老房和长骏是不是一辈子都在敦化没有调回来？老龚是不是至今还在辽河油田？我无从得知，但心里一直惦念着。

现在，我家的对门，住着一对重组家庭的退休工人。那女的，是一位文化不高、风风火火的半老太太。每天练扇子舞、买菜做饭、带孙女。见着我，总是很有礼貌的问一声：“上班去呀？”

我知道，她和梁燕眉，几乎同龄。

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那青葱岁月，哪里可寻踪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