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当我们回来时我说：“你找不出像我这样的想让自己的余生在这样的地方度过的人。像瓦格奈斯维尔这样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好像那么迷人？”

“你不属于这儿。事情就是这样。”

“我不，噢？”我属于哪里？我们心自问。法国？也许是，也许不是。四千万法国人一口吞下去是太多了。如果让我选择，我更喜欢西班牙。直觉上我喜欢西班牙人，就像我喜欢俄国人一样。

某种程度上这次谈话又让我考虑起经济问题。这总是恶梦。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怀疑我们最好根本不回纽约这个主意是错的。

不管怎样，第二天我又改了主意。我们陪克伦斯基和他的妻子来到镇子边，在那里他们很快搭上了一辆车，我们站在那儿挥手告别，然后我转向莫娜，亲切、沙哑地嘟哝着：“他是个好人，那个克伦斯基。”

“你最好的朋友。”她像电似的快速地说道。

用从克伦斯基那里得来的五十元钱，我们付清了一些欠帐，相信克伦斯基在回到纽约后能再寄给我们更多的钱。我们又试着在这方面努力一下。凭借着强烈愿望的力量，我成功地写完又一个故事。我努力开始写另一个，但毫无希望，我头脑里没有一点儿东西。所以我换成给所有的人写信，包括那位曾经让我做他助手的编辑，我也找了奥玛拉，但是发现他如此沮丧，以致我没有心情跟他提钱的事。

毫无疑问，南方让我们抑郁。房东和他的妻子尽一切力量让我们感到舒适，罗林先生也同样尽力来鼓励我们。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起一句我们欠他们钱的事。马歇尔呢，他去西弗吉尼亚的旅行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延长。除此以外，我们只是不愿向他借钱。

酷热，像我已说过的那样，对我低落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世上有一种热能使人温暖，充满活力，还有另一种热能使人衰弱，耗竭人的力量、勇气，甚至是一个人活下去的愿望。我猜想我们的血太浓了。当地人普遍的冷漠只能增强我们的漠然。

这就像真空状态下的睡眠症。这儿没人听说过艺术这个词，它不在这些人的词汇中。

我有种感觉，那就是切诺基人比这些可怜的家伙创造出更多的艺术。人们看不见印第安人在这片毕竟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存在。人们能感觉得到黑人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出现，一种沉重的、扰乱人心的存在。

被当地人称作“焦油脚跟”的人肯定不是黑人的情人。事实上他们什么也不是。

如同我说的，这是个真空，一个酷热、郁闷的真空，如果你能想象得出这样的东西的话。

有时我渴望在僻静的街上走来走去。现在走在这条街上也没了乐趣。眼前出现路两旁的百货店，但里面除了失望和孤独，一无所有。四周的美丽只能激怒人。在这里上帝一定让人过上了不同的生活。印第安人更接近上帝。对黑人来说，如果白人能给他们机会，他们会兴旺起来。过去我常怀疑，现在还怀疑印第安人和黑人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把白人赶出去，重新建立一个充满牛奶和蜜的天堂。唉——

玛丽得到的下一个福气，

第二个福气是好运，

想想她的小耶稣，

能通读圣经，

通读圣经。

少量的馈赠渐渐来到——一点儿钱，没有更多的，这是我给所有人写信的结果，但是克伦斯基一点儿信都没有。

我们又坚持了几个星期，最终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天晚上，我们决定拂晓起床，悄悄溜走，只背两个小旅行包。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天刚破晓我们就起床了，一手拿着鞋，一手提个旅行包，像老鼠一样没有声响地溜出来。我们走了几里地后才遇到一辆车。到达云斯顿一沙龙时已经是正午时分，在那里我决定发一封对方付款的电报给父亲，向他要一些钱。我建议他把钱汇到达勒姆。我们决定在那儿过夜。

快到深夜时，我们才到达达勒姆。一封电报正等着我，这是肯定的。它写着“对不起，儿子。我在银行里没有一分钱”。我真想痛哭，倒不是因为我们的不幸，而是因为让老人家发这样的电报给他带来的羞辱。

感谢一个陌生人，到中午我们才吃上三明治，喝上咖啡。现在我们很饿，比平时更感到饥饿。当然这是因为还要空着肚子走完那不可想象的旅途。除了上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像个机器人似的。

当我们站在高速公路上，当由于疲劳和沮丧不想再迈出一步时，当我们站在那儿只是望着夕阳像个绽开的西红柿一样落下山时，突然一辆相当漂亮显眼的小汽车停下来，一个愉快的声音叫道：“想搭车吗？”这是一对夫妇。他们打算去两个小时路程外的一个小镇。男的来自亚拉巴马州，带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女的是阿肯色州人。世上有这么愉快、活泼的一种人，他们看上去一点儿烦恼都没有。

路上我们接二连三地遇到车出故障。路上不是花了两个小时，而是将近五个小时。感谢这样的延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我们告诉他们有关我们的真实情况，所有的真相，除了真相外没有其它的事情。这些都深入他们的心中。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好心女人的样子。我们刚刚进屋，她就冲进浴室，把浴缸灌满热水，拿出肥皂和毛巾，请我们放松休息而她却去张罗做饭。当我们穿着他们的浴衣又露面时，桌子已摆好。我们坐下来马上饱尝了丰盛的饭菜。这里有肉了烧菜、煎鸡蛋、小松糕、咖啡、蜜饯和水果馅饼。直到凌晨三点半我们才上床睡觉。在他们的要求下，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直到我们醒来，才意识到我们好心的主人从车上挪下车座当他们的床。

我们中午起床后，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男人带我们去看他宽阔的后院。

那里面停满了车，失事的车的残骸是他生计的来源。他肯定是个快乐、幸运的小伙子。他的妻子更是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请求的那样与他们多住几天。

我们准备离开时，那女人把莫娜拉到一边，往她手里偷偷地塞了一些钱，而男人硬往我怀里塞了一盒香烟。他们坚持开车带我们出城一段距离，这样我们能更容易地搭上车。当我们最后分手时，眼泪在他们的眼眶里闪动。

我们上了车，决心那天到达华盛顿。如果不是我们除了短途搭车一无所获外，一定能办到。驶进里士满时，天已黄昏。我们又一次破产了，那女人给我们的钱连同钱包一起不见了。难道有人偷了我们那可怜的一点儿钱？如果是，那肯定是个可憎的玩笑。无论如何，我们感觉太好了，太接近目的地了，以至于不会为这小小的财产损失而伤心。

又到了吃饭的时候。

我们用算计的眼光巡视了许多不同的饭馆。最后决定去一个希腊餐馆。我们想先吃饭，后解释我们的困境。吃完了一顿外加甜点的丰美晚饭，我们温和地、小心翼翼地向老板透露了真情。我们的故事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甚至给他留下了一个错误印象。他想出来的——出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去叫警察。过了几分钟，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出现了。在例行的严厉盘问之后，他要我们明确指出到底想怎样处理这件事。我说如果他能付钱，我们可以往纽约发封电报，钱将毫无疑问地在第二天上午汇来。他认为这是个合理的主意，并且自愿把我们带到附近的旅馆去住。然后他回到希腊人那里告诉他们他会对我们负责。所有这些让我感到该死的公平。

（bsp;我不无忧虑地给乌瑞克发了份电报。那个警察护送我们回房间。他说第二天一早来见我们。他给了我们不同寻常的照顾，全然不考虑我们是从纽约来的。一个纽约警察，我情不自禁地想道，是完全另一码事。

夜里我起床去察看老板是否将我们锁在房里。我发现闭上眼睛是不可能的。随着夜越来越深，我越来越肯定我们的电报不会得到回音。

溜出去，不让夜间值班的服务员发现是不可能的。我爬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望去，从窗户到地面大约有6英尺高的距离。让我们这样做：黎明时分从窗户逃走。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又一次站在离城一到两英里的高速公路上，还背着我们的两个旅行包。我们没有走直路去华盛顿，而是取道塔巴翰诺克，以防那个警察追来。幸好我们很快就搭上车。没吃早饭，当然也没有午饭，在路上我们只吃了些后来让我们腹痛的青苹果。

在去华盛顿的路上，紧挨着塔巴翰诺克的地方，一个律师让我们搭车。他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读书很多，也很乐于聊天。在分配给我们的时间里，我们往他耳朵里灌进了大量的故事。所以到了华盛顿后与他说再见时确实费了很大的劲。他坚持借给我们20美元。他说是借给我们，但非常明确的意思是让我们花掉它，然后忘掉它。他一边玩弄着刹车，一边小声说道。

“我也曾努力当个作家。”

我们太得意洋洋而不想赶快回家，大约半夜时分，我们落脚在那个城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克伦斯基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留我们住一夜？当然，我们乘上地铁，奔向他再次居住的布朗克斯。

在我们眼里，地铁是悲哀的。我们已经忘了人们看起来有多么苍白和疲惫，已经忘却城市里散发出的恶臭。单调的工作又设下了圈套。

唉，至少我们又回到熟悉的土地上，也许在失踪了几个月之后，有人会高兴见到我们。也许我能以实在的热情找一份工作。

第六个快乐是这样的——多么恰当！

玛丽得到的下一次欢乐，

是第六个乐事。

看看她的小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克伦斯基医生。

“啊，又回来了。我告诉过你，但不要以为你能指望我们去野营。不，先生！

你可以在这儿过夜，但仅此而已。你们吃过了吗？我要早起。这儿没有干净毛巾，不要再要了。你们不得不没有盖的去睡。不要指望有人把早饭端到床前。晚安！“

一口气说完所有这些。

我们整理了病床上的医书和食物碎渣，拉上灰床单，发现上面有血迹，但没说什么就钻进去了。

噢，你从荒原中走来，光荣与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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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读过的一本佛教杂志上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认为需要什么，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生活中就不会碰到问题，也就没有了秘密，甚至没有了生活的意义。”那天早上读到这句话时，我有点儿不舒眼。本来已经在床上过了一天，看了这句话，我开始狂笑起来，马上起来，像往常一样高兴地喊喊喳喳地出去了。

如果在我写作的那段时间里遇到这句至理名言，我会怀疑它是否能对我产生一些影响。现在我已不可能对事情持孤立的观点，至少充满了问题，充满了牢骚。所有的事物都有秘不可知的一面，而且都能产生神、整个宇宙充满了神秘。这是十足的智力财富。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如何寻求生存的方法。这听起来很容易，但我们应该明白如何解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