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是想为这个自己也想加入的组织做点什么，便根据硕士的建议，为这个组织捐建了一个标准绝不低于董事长办公室标准的活动室，而且按照当初的诺言划拨了一百万，他们用这一百万建了一个图书阅览室，反而成了公司职工的培训基地。

没想到，这一举动居然引起了县委书记的兴趣，某个晚饭后，他只身来到了我们公司。这可是第一位因为非物质利益关系来到我们公司的县级领导，激动之余，我当即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却随即转交给了闻讯赶来的硕士，轻声说，申请书要交给支部书记。硕士居然是支部书记，而且是经过县委备案的。听得出来，县委书记的声音是兴奋的充满成就感的。

随后，我开始一丝不苟地去听党课，视野渐渐开阔起来，许多困惑随之而解，硕士为我诊断的病症再也没有犯过。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县委书记非要调走硕士，我自是坚决不肯，硕士同样不情愿，但书记说，这是组织决定。

硕士只好走了，去做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书记当然也没有违背诺言，硕士走后的第二天便给我派了一位新支书，但他告诉我，早晚有一天会任命我自己做支书。

新支书是位经济学学士，工作跟硕士一样扎实。

离我们上市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县委书记也调走了，新来的书记对我们同样重视。

（二）

更新时间2010125 6：46：34 字数：1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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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回到十年前，说起是非标准，我能够清晰地告诉你，现在真的模糊了。模糊归模糊，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是非标准。

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找这杆秤，但要找这杆秤必不可以忽视了过去——十年，毕竟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凡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过去的十年即使再坎坷也总象弹指一挥间的事儿，今后的十年似乎只有一帆风顺的人才不会觉得漫长，但永远的一帆风顺是不存在的。

过去十年发生的事儿叫做故事，而今后十年发生的事儿只能是猜测，因为故事总要比猜测更清晰，所以故事总会影响到猜测。

不必做猜测，只要耐心地咂摸这些故事，应该不难体会到复杂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非标准的悄然变化。

相信兄弟们通过前面的讲述已经了解了我，实事求是地说，自考取民办教师直至做副校长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标准跟多数同行一样还是明确的。

那个时候，民办和公办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距多是因为本人的学业或者当时普遍为社会所承认的从父辈那里接班转换身份而形成的，而且民办教师的待遇也略高于普通农民，并且逐步看到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转正的希望，同时因为教师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此无论民办教师还是普通农民对于这种差距从心理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尤其是象我这种凭自己成绩的情况，由于受当时招生数量的限制，毕竟属于少数，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当时的我虽经历过一些挫折，也曾因为不公而忿忿不平，但踏入师范学院之后，免费吃着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饭菜，感恩很快就冲散了委屈。

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被分配到了县城的学校，条件虽好了些，却远不如同等工资待遇的农村学校来得实惠——不仅离家近、消费低，而且那时候的乡村中学公办教师少，三两年总能混个校长主任干干，还享受着学生家长轮番管饭的待遇。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国人古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管先生饭的规格是最高的，通常要超过过年的水平，先生却只需付每天一角钱的饭费，即使这一角钱也不过是个象征，更多的人把管饭当成了一项义务而少有人去关注这一角钱的饭费。

总的来说，当时的现实是既存在差距又让人感到公平，因为公平而感恩而充满希望。因为希望和感恩，唯一的价值观念便是追求业绩，教师的业绩便是学生的成绩，量化而具体，所以做教师被公认为是最具有成就感的职业。

差距是不公平感产生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差距：到我做副校长那年，在与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成了公办工资成倍增长的同时，周围人的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甚至奇迹般地冒出了不少志得意满的暴发户。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善对比，对比的结果无疑正一点儿一点儿地吞噬掉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越感。——如果说这些生活优越的暴发户能够有一些比如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内心的道德力量或许还能够抑制因不公平而造成的严重心理失衡，但残酷的现实恰恰是这些极为牛气的暴发户往往并非学业上的佼佼者，只要头脑灵活或者能够攀上一二个过得硬的关系，即使那些在学业上曾经普遍被人瞧不上的人也照样能做。

与之相反，几年后的地方政府的钱突然间一下子变少了似的，逐步开始出现了不能足额发放甚至拖欠工资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暴发户，即使与县城里的那些同样在牢骚满腹的同行们相比，也足以加剧内心的不公平：他们不仅工作生活环境明显优于乡村，工资标准虽同样不足却明显高于乡村且能够按时发放，仅住房制度改革时理所当然地享受到的一套福利分房便足以让乡村教师为之奋斗一辈子。这便是现实，即使不被人注意，仍旧客观地存在着。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差距，不妨正视一下我们学校面对差距的三类表现：一类是想方设法托关系甚至于求爷爷告奶奶调离了教育系统，一部分从了政，一部分去了供销、粮食、物资等当时最为热门的行业。从政的那部分有的很快就提拔了，“春风得意马蹄轻”；有的则止步于一般科员，终日里满腹牢骚，象是谁欠了他三百钱似的。即使这样，也算是好的，而去热门行业的那部分则多数只有空自慨叹世事难料的份儿，因为只趾高气扬地风光了没几年便已下了岗，惨淡地生活，反不如做教师。当然，也有暴发的，但毕竟是少数。

另一类是实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干脆下了海，有的确宏图大展，跨入了富翁的行列而洋洋自得，说什么“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的则终究志大才疏，奋不顾身地跃入了大海才发现，原来自己不会游泳，待水把自己淹没时，虽悔绿了肠子，却只有竭力挣扎，常常又碍于情面，黄连吞到肚里脸上却仍在笑，其实比哭还难看，顶着如此脸面东游西荡着。

这两类毕竟属于少数，当时被称之为勇者，最多的当数第三类，即既羡鱼又缺少下水勇气的那类。这类人也慢慢地分化，有三种表现：一种是虽没有勇气下水，终经不住诱惑或者说禁不住手痒，把做一些无可厚非的偶尔也把手伸向学生的小买卖当成了第二职业，走下井台，又立马走向柜台，算盘珠子拨得哗哗直响。

另一种则别出新裁地把研究学生家长当成了时髦，凭着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去社会上办点儿小事儿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县长局长，象一些有权阶级一样吃点儿喝点儿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还要看本人的心情，否则便要你今天明天后天地排号，除非奴颜媚骨地把礼物送到家。

三是被称之为弱智少见的那种，这种人虽不能领导却在主导着潮流，虽也牢骚满腹却毕竟还在安分守己地生活，如果能够耐心地做进一步观察，应该不难发现这种人认死理儿，常常为一些小事儿就争得脸红脖子粗，有时候甚至会为此好长时间都忿忿不平，典型的“小肚鸡肠”。

我应该属于第三种人，也曾经办过辅导班之类的业务，虽迫于生计，也不肯为“三斗米而折腰”，但面对变化丝毫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便是完全地放任自流。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曾有提及，现在不妨再回味一下“我”：其时，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所说的困难，并非指前面曾提及的单纯生活上的困境，而是必定盲目地确定的做陶行知一样的教育家的目标如何去实现。

说起这个目标，其中也有个过程，因为人的目标是有层次的，总要受到人的身份、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就象饥饿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做科学家上一样。

在考取师范学院之前，我要了命也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当时的目标或许当真有点儿狭隘，即是愿我所有的生龙活虎的学生都能够升入高中且不再蹈我一样的覆辙。

为此，我深入地与他们交心，讲我的经历、感受以及大胆地无异于幻想的设想，内容自然尽是些或许并不高尚的只有在他们长大后才能真正体会得到的如何摆脱农业简单劳动而吃上商品粮。

孩子因为经历的空白想象力最丰富，农村的孩子同样不缺乏想象，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被我夸张了的“美景”吸引着诱惑着。这曾经是我最为自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夸张甚至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同便具有了强大的助推力。

由于孩子仍不失童真的天性，理所当然地也有诸如“难道农业劳动就不重要吗？”之类的问题提出，但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以及二者之间所创造的生活后果”的简单的现实对比所逐一否定。

现实意义上的对比具有最强大的激发力，由于对比方法的采纳与应用，虽有时自己也会觉得牵强，但孩子们总容易被统一到强烈要求改变处境的旗帜下。

这便是原动力，我认为，只有激发出原动力，人的追求才会持久。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仅有原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常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和严格的惩戒措施来巩固原动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条刚柔相济的措施是有效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作为“柔”的一面，要求老师必须首先具备足以让孩子崇拜的而且能够引起共鸣的学识和品行，这多少需要点儿天分，干任何事都需要天分，尤其是教师这个本身就充盈着天分的行业。

具备相当的学识和品行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引起共鸣，而要引起共鸣必须要燃烧激情，无论处于如何艰难的困境，都不能把悲观传染给学生，用燃烧激情的力量把自己永远置于照亮孩子的位置。

我自信是个具有这方面天分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个木讷的人，但在面对孩子时却总能智计百出口若悬河。

其实，燃烧自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建立在心与心交流的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以“柔”济“刚”保障严格惩戒措施的效果。

对于孩子们的缺点，我从不隐瞒甚至包庇，必要认真地指出，只要再三指出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小错也是不可饶恕的，必须进行体罚惩戒。在我前期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过我的体罚，因此有的人指责我对待学生过于苛刻，但由于我巧妙地运用了“柔”而让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大幅提升，我反而赢得了孩子及其家长的尊重。

单纯靠激情维持的人永远不可能有清晰的目标，因为清晰的目标必首先经过理性思考，没有理性的目标只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说实在的，直到进入师范学院之后，我这个或许定得过高的目标才渐渐清晰起来。所以说，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回到我们乡中学，并非单纯为了丽萍，多少总带有点儿为了这个目标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私心。

那个时候，在我看来，人才相对匮乏的乡村中学存有比人才济济的高校更能施展抱负的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