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次披露了当时那位南京特约军事记者的真实情况。这个人名叫张今铎，山东东平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黄埔军校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曾在冯玉祥部下做官，生反蒋。曾随周恩来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后到新四军叶挺教导队，皖南事变前离开。抗战胜利前他在昆明担任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顾问，对于军事问题颇有研究。

储安平因当时读者非常希望了解国共战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听说张今铎对军事很有研究，观察深刻，所以就请他来给观察写军事通讯。张今铎对储安平说：“你约我写稿，如内容份量重些，你敢登吗”储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可见储安平那时的气魄。张今铎给观察写军事通讯的时间并不长，但因为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分析在理，很受读者欢迎。1

关于这次查封观察周刊的详细情况，当时家杂志发表过篇“本刊记者”撰写的〈观察〉七同仁被捕记──访问观察社，所述情况和唐宝璋先生事后的回忆相同，这期的大学评论还在首篇发表抗议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吁，“要求释放观察社被捕七同仁”“恢复该社未被捕同仁的自由”2

第十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1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

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

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观察的第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赓，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对当时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当时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切充满矛盾地统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年的时间，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种理智的表现。

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选择，对于他这样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开始就种下了不祥的后果。

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候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候补代表中的个，另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徐铸成在他的日记中说：“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日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也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1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恢复观察周刊，是与胡乔木有关的，胡乔木好像对储安平直比较有好感，1957年储安平能去光明日报也是胡乔木的建议。我的个朋友在写作常芝青传时，曾为我留意过有关储安平的材料。1

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

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些看法与估计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些同志反映，这样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

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1957年3月26日，于毅夫有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4月1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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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2

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2储安平本来是个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他的志向在于言论界，可是他没有估计到他的这个志向很快就由不得自己了。储安平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困惑。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1

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2

后来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落千丈，后**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1950年5月止。观察在19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500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12000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100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3000直接订户都不到。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新政权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他们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

1949年，新政权刚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嘲。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论，人们会说40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由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就难以理解，1957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夜之间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状态。

储安平1949年后的第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安平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安平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按说，观察复刊的失败，可以使储安平觉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然而，储安平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储安平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中就已经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复刊后的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独立，r无党派， br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复刊后的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

在复刊后的14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彭子冈季羡林笪移今楼邦彦陈达叶君健吴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两篇文章。

储安平为复刊后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与旧日观察专论：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第二个闻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大局浮动如火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无锋芒。过去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出现了。

第十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3

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

复刊后的观察出过两个专辑，个是第4期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共发了社论编辑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社论的题目是斯大林教导了我们。第11期发表了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的特稿，署名观察编辑部。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切都变了。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本社同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自我批评，学习改造；二工作任务；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第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会发现，文章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于**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无个人行文的风格特征。与储安平往日议政时所采取的客观超然态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种声音，毫无分析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整个文章中充满了悔过和忐忑不安。

储安平说：“学习改造是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犦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1文章对于自己的过去只敢承认点，即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做对了，其余则概否定。这是个被囚禁的人在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把切理性尊严都置之度外的选择种无可奈何的辩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让我承认什么都可以。

观察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了。对复刊后的观察，无法从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观察作者的直接评价。只能看到来自基层的普通读者的声音。对于复刊后的观察，来自基层的沈淑平吴四维对它提出了愿望。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对往日的观察虽有不满之感，但都客观地评价了它在过去的功绩，主要不在她的启蒙特色和文化建设方面，而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他们希望“更明确地提出为工农服务的，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的总目的。而且我们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明确的和工农步步的结合，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明确的路线，光是互相勉励番是会掉在时代后面的”。2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

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切的陈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个人，自己个小圈圈，自己的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想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年的时间。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个人，他也还在写文章，但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他本来是个写政论的好手，但现在只能写游记了。他还成了人大代表。这个储安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储安平了。

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个发言，题目是南疆旅途见闻。1而同时参加会议的罗隆基的发言却是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那时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长，他却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2

第十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4

反右之前的罗隆基还是比储安平敢说话。1956年，储安平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本游记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本关于新疆的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从这两本书中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储安平了。

第十二节 储安平在1957年

1957年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销，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生最后的次机会。也许是他感觉到了胡乔木对他有好感，也许是他从别处得到了什么判断，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70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6月8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发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辞职。11月12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的事”。在1957年的夏天，储安平又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个痛快。他在光明日报社就说过：“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点。”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位副部长说**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的发言的。“”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30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这个发言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有点要试试看的味道。

巴波在篇文章中说：“储安平其人是善于思考的，又是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比如，他要在北京买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发展。他问我，这房子要在什么地方才最保险，才不致因改造旧城而拆掉，我答复不出来。他说他买了白塔寺鲁迅故居近邻的个院子安家。他说，鲁迅故居这个出名的老虎尾巴，决不会拆掉，那么他这个院子也就保险了。殊不知事情偏偏由于这是鲁迅故居而要造鲁迅纪念馆，动迁了他买的院子。而给他的房子条件太差，他心中颇有情绪，但又说不出口。当他握笔写这篇发言稿时，我正好坐在他办公桌对面。他说，他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他是以这种心情发表了他的的言论的。”1

1957年为了给储安平加重罪名，曾想把他在统战部上的发言说成是和罗隆基共谋的，但储安平从没有承认过，他只说自己可能受了罗隆基的影响。1957年7月7日，在九三学社次批判储安平的会上，储安平对于他和罗隆基的关系是这样说的：“5月19日，我去看过罗隆基次。”这次主要谈了光明日报的改版和调整新闻等问题。储安平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就是在这次，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希望大家给**提些意见。储安平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坚持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2

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个人品质，在1957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可以注意到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对于那时右派的个人检讨，有的人就讲得非常具体，甚至还有细节，而储安平的检讨是抽象的，没有涉及别人。储安平关于“”的发言，当然符合他的自由主义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和别人商量，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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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储安平和梁漱溟

梁漱溟是长储安平辈的人，在储安平开始打天下的时候，梁漱溟已是知名的学者了。储安平比梁漱溟小17岁，但储安平这个人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很能团结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朋友的，他生的事业与他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

储安平开始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当时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观察当时有78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眼里是中间偏左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度曾不是学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生的荣辱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1957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了。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直试图以言论来参与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要有容人的雅量，还有陈寅恪周炳琳等大批从旧时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根本适应不了新的生活。适应了的知识分子不少，但历史正是由于那少数不适应的知识分子才使人觉得沉重。

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时他的这种态度就受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生中，他早年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虽然50年代初储安平度丢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让观察尽快复刊，他曾被迫放弃了过去观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从梁漱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储安平的友谊是直保持下来的，梁漱溟对储安平也很关心。他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文中曾提起过和储安平的交往。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书，所以没有功夫写他。”1

50年代初，梁漱溟和储安平还常有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今天不容易见到了。1951年5月7日，梁漱溟日记中记有：“收储赠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信。”1953年9月1日记有：“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2

从梁漱溟和观察的关系中，可以说明他是很看重储安平的，1957年4月7日日记中说：“张歌今来谈同去广州事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1957年月5月31日的日记中说：“储安平 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

梁漱溟日记中脱漏二字，但这二字从上下文看并不难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31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即6月1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给**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

6月1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难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从他5月31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意见的，而以梁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这样想来，未尝不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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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储安平之死1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名干部中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1

据储望华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年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说：“事实上，这是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犟”的个人性格，而且是因为他身上有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回忆说：“记得有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半是他睡的炕，另半是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近年来也有材料认为储安平是被红卫兵打死的，湖南余开伟写过相关的文章。他说，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告诉他，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1

雷逸湘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位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孙毅斌原是北京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1949年后在北京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相。

储安平解放前与前妻离婚，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吟先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易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储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结识了上述这位“四妹”。两人同病相怜，但慑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他们未能结婚，只能暗中来往。四妹将她与储安平这种关系告诉了她的知心好友孙毅斌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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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储安平之死2

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从孙毅斌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

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有许多说法，不管真实性如何，这个人最终是消失了，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