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今后有这种机会的人越来越少了。直至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吴清源先生在围棋史上是才华最卓越的人，也是对围棋艺术贡献最大的位艺术大师。 对局结束时，代表团的赵正洪和孙平化两位同志也来了。我们和西园寺公先生等共进了晚餐。我们谈到希望吴先生回祖国看看，吴先生也表示有此愿望，并说待他健康好些和夫人起来中国。我想任何个从祖国出去的中国人都会有回国看看的愿望。遗憾的是10多年过去了，吴先生还未回来过，不过我总是期待着那么天。 访问快结束了。这次访问作为个围棋手的我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日本围棋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安排了9场有意义的对局，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日本的杂志上说我成了围棋大使，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称号。作为整个廖代表团，成绩就更大了。这次访问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高嘲，代表团每到地，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两国人民的情谊是那么的至诚至深，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是那么强烈感人日方的各党派各团体竞相安排欢迎活动，代表团收到的礼品简直成灾，使几位礼宾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收到的礼品大多是棋书及棋盘棋子，有不少棋书我不知是哪位朋友赠送的，因此也无法表示谢意。在大堆的围棋书籍中有三部同样的历史围棋名人打棋大集，这恐怕是最有价值的部书。其中有部是安永先生赠送的，他为了买这部书跑了好几家书店，实在令我感动我就把安永先生赠送的这部书留在家中珍藏起来，其余所有书籍和器材均交给了我们的围棋协会。这些书籍和器材对我国围棋水平的提高和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廖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即解散，大家各奔东西。后来我较少和这些相处了个多月的朋友们重逢，偶尔见面，彼此十分喜悦，而且总使我回忆起那次有意义的访问。如今，代表团中“四人帮”的红人已得到应有的下场。有几位可敬的老人已先后和我们永别了。特别是廖承志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祖国的大损失，廖公为人慈祥，幽默，可敬，可亲。他点架子都没有，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话就往我身上捅拳。这拳总是捅得我心里暖烘烘的。他从小在日本，不但能讲口流利的日本话，而且爱吃日本菜爱睡日本的“塔塔米”爱看日本的电视。他看电视时很入神，如果你在他身旁请他讲讲电视中的内容，他就回过头来给你做个鬼脸，然后又专注地对着电视的荧光屏。如果有人说他太胖了，他会有趣地拍拍自己的肚子，显得很得意。他非常爱吃，尽管他的健康状况需要他节食，但到了餐桌旁他就会失去控制。他的夫人经普椿同志是位出色的生活监督，在饮食方面对廖公起着有效的约束作用。次吃自助餐，我跟廖公说：“我替你去打盆菜。”他说：“好呵”我就给他端回满满的盆，他兴味十足地将盘上的切扫荡干净。他有这样的豪兴，我就有再端盆的激情。我说：“我再替你去打盆”“好”他回答得那么快活那么干脆。但是，只听声“不行”呵，他的夫人又对他实行管制了。尽管个是团员，个是团长，但团长乖乖地服从了。 廖公真是个好人，我们都那么爱他。廖公在当时只是中日友协会长，在政府部门中连个部长也不是，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尊重他。他在日本受到的是最高级的国宾待遇，他所到之处，自市民至国会议员都发自内心地欢迎他。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他的官职，也并非因为他是代表团的团长，而是因为他是廖承志。&b&

第十七章 喜事和丧事1

我作为廖承志代表团的员访问日本受到了全国围棋界的关注。回国以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寄信人十有是素不相识的。这样的情况维持了相当长段时间，广大围棋爱好者和体育工作者对祖国围棋事业的关心希望和热情更加强了我对围棋事业的责任感。收到的信太多，无法复函。在众多的来函中免不了有些趣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位青年找爸爸找到了我身上。这位青年是四川人，他的父亲早已失踪，失踪的父亲恰好姓名与我相同。当这位青年从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可能是思父心切的缘故，认为只要叫陈祖德的就必然是他父亲，于是迫不及待地给我来了信。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青年失望，但我只能写信告诉这位28岁的青年我只比他大1岁。 我对日本的访问也触动了日本围棋界，他们决定于7月份派个围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比赛。在7月之前还有段时间，围棋集训队决定兵分两路到全国巡回表演，以推动各地的围棋活动。路往西，沿途经过郑州成都重庆武汉和广州；另路往东，路线是合肥芜湖南京杭州和上海。我和几位棋手走东路。我们路上不但和当地的棋手进行交流，而且每到地都进行公开表演，每次表演都吸引了很多观众。即使是芜湖这样的城市，表演场地也挤得水泄不通，实在出人意料。在芜湖表演前，市委书记请我们吃饭，那天晚上是我和黄良玉表演。良玉喝酒就上脸，两杯酒下肚，就成了不用化装的关公。当我们走进赛场时，我听到有的观众说黄良玉：“他酒喝得这么多还来表演。”不过我看那天的观众也都醉了陶醉于我们这场围棋赛了。 每次表演时都有位棋手为观众进行讲解，我们东路的讲棋主要由曹志林担任。小曹只要开始讲棋，全身的细胞就都活动起来，全部的灵气都焕发出来了。他的思维随着意识的流动时时闪出奇想，他的讲话随着灵感的闪现常常妙语连珠。不要说棋迷们听了为之倾倒，就是几乎不懂棋的听了也会笑口常开。 曹志林的讲棋路博得喝彩，可到了巡回的终点站上海却遇到了麻烦。上海的围棋基础较好，不少爱好者正因为有了定的棋艺水平，所以就墨守着些陈规。当他们头回看到围棋表演居然有人讲解就不以为然，可能是认为小看了他们的水平或干扰了他们的思路。小曹没讲上几分钟下边就递上纸条，要他别讲。纸条接二连三递了上来，小曹为难了，来到我的身边轻声地问：“怎么办”我正在下棋，无法多考虑，只能说：“再讲下去看看情况。”小曹壮起了胆子继续讲棋，但他看到的是条子越递越多，而且还有人高声抗议，小曹简直觉得没法下台了。可是那些不抱偏见的围棋爱好者已经感到讲棋能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能活跃他们的思路，于是要求继续讲棋的纸条和呼声也随之而来。两种呼声此起彼伏，可怜的小曹简直像在发表竞选演说，听众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大派。好在支持讲棋的压倒了反对派。小曹终于坚持讲到最后。从此上海的围棋爱好者便接受了习惯了爱上了这新事物。今天如果在围棋表演赛时没人讲棋，上海的观众又该递条子，又该提抗议了。 那天还有些趣事。对局结束后小曹让我谈些感想。在我讲话时小曹有时故意提出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启发爱好者的思考。谁知竟有自命不凡者气势汹汹地走到台前指着小曹说：“你这臭棋在这儿瞎说什么让陈祖德人讲”这种围棋爱好者为什么不爱护我们的小曹不爱护每个围棋手呢 表演结束后，我刚要离开表演场地，忽然被位爱好者把拉住：“祖德同志，你在1962年10月号的围棋月刊上评的对菊池康郎的局棋说白24手是妙手，我看不对。”“噢，你认为怎样呢”这位爱好者就说出大套他的“高见”。我很叹服他的膨胀的自信心。这样有特色的围棋爱好者也只有在上海才能遇着。 然而话又要说回来，我们需要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围棋爱好者。对我来说，任何围棋爱好者都欢迎。他们都有最重要的个共同点，即对围棋的爱好，有这条就够了。围棋爱好者是围棋事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当然越庞大越好。 1973年的巡回表演非常成功。围棋事业被视作“四旧”撤销了数年后终于恢复了名誉，这次巡回表演是趁热打铁，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围棋活动。 巡回表演结束马上赶到北京迎战日本队。这次日方的阵容非同小可，在8名棋手中有6名职业棋手，其中坂田荣男九段本田邦久九段石井邦生八段和加藤正夫七段均是日本第流的高手。两位业余棋手是菊池康郎和西村修，他俩是业余围棋界的超级棋手。我方迎战的阵容以吴淞笙王汝南罗建文和我为主力，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四大金刚”。较年轻的棋手如华以刚黄德勋和聂卫平等人棋艺都有长进，但其声望和经验稍逊于上述几位。 这次在北京赛3场，郑州和上海各赛两场。北京的3场成绩不佳，“四大金刚”全军覆没。亏得黄德勋等个别人争气，才免吃大鸭蛋。 北京的第场我的对手是坂田九段。坂田来我国前说：“1960年我第次访问中国时和16岁的陈祖德对局，事过13年能再和他对局非常愉快。”我也是和他同样的心情。1960年我惨败的那局是难忘的，这次我决意和他好好斗斗。但我终究停顿了7年，这是很不利的个因素。这次交锋坂田九段显然比1960年谨慎，不过他有时还要站起来观看其他几局比赛。中盘时我有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没逮住，很可惜。最后我的黑棋还不出子，以二子之差败北。坂田九段胜了这局之后以破竹之势击败对手，且盘比盘下得快，其威势慑住了大部分中国棋手，不少棋手甚至不敢借此机会向坂田九段学习局。其实坂田九段每赛场其轻敌情绪就增加成，这就使得我方棋手取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上海的最后场比赛沈果孙奋勇接战，他执白对付这位强大的对手，似乎取胜无望，可是出人意料，沈果孙痛快地取得了胜利。这看来很偶然，但其中包含着必然。坂田九段输了之后对沈说：“这是你毕生的杰作。”说实在的，执白棋能胜坂田九段的确战绩辉煌，值得自豪，但这句话出自坂田九段之口又很有意思了。 我在北京连输了3场，到郑州接着上第四场。要不是我以往的成绩和自己不服输的劲头，连失3城无疑失去了再上场的资格。第四场我的对手是关西棋院的太田正藏六段，我拿下了这局之后风势突变，之后又接连胜了石井邦生八段加藤正夫七段和菊池康郎。我跟菊池这战是整个比赛的最后场，本来这场我想再跟坂田九段下局，谁知菊池下了6局竟未败1局。如果让位业余棋手在我国保持不败实在不太体面，于是决定让我在最后场迎战菊池。我以前虽曾胜过菊池，但这战是势在必夺，压力不小。在我和菊池的对弈过程中，日本棋手也很关心，有几位棋手不时离开自己的战场来观看我们的局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对这局如此关心，可能有这样因素：日方的职业棋手基本上都输过了，如果位业余棋手保持不败而归，职业棋手未免不大光彩。 我在三连败后虽然能四连胜，令我感到振奋。如果我第四场还是输了那该怎么办这种可能当然存在。我在每次比赛结束后经常会回想比赛中的凶险情况，想起来真令人后怕。但是作为个围棋手在比赛中能考虑这么多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勇往直前。这跟战士样，当他迎着呼啸而来的弹雨冲锋时，即使他看到周围的战友不断倒了下去，即使他明白再前进是九死生，但是除了前进他能想到其他吗 这次中日围棋赛，我国棋手的成绩不理想，14胜40负2和，比分较悬殊。其实也不足为奇，来我国的围棋运动停顿了多年；二来这次日本的阵容很强，实在不易对付。然而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这次比赛能够看到围棋在我国仍有所发展。我们每到地都进行大棋盘讲解，各地的爱好者踊跃观看。“文革”是场浩劫，从个人到国家，无不蒙受损失，围棋也不例外。但“文革”期间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逍遥派，这些逍遥派使围棋爱好者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尽管国家不提倡了，公园和茶室等公共场所也挂上了禁止下棋的牌子，但围棋仍在进步普及。事实证明，那些有强大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事物是任何人也扼杀不了的。 1973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真够繁忙的，围棋集训的恢复，随廖代表团访日，巡回表演直至中日比赛，忙得不亦乐乎。中日比赛后，我终于喘了口气。我已29岁了，应该有个家了。我和敏之谈了我的想法，就像打乒乓球似的下把球发了出去。敏之是从不娇揉作态的。她也像削回个球似的下就同意了。我乐极了。也就是在这年春天，父亲得到了平反。他被批斗了多年，连工资也没有。个人的苦难不用说，整个家庭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这几年中，我有些积蓄全数给了父母亲，那是微不足道的。我从来同意父亲的观点：钱是最不值钱的。但如今要办婚事我还是两袖清风可怎么办虽然敏之丝毫不世俗，从不过问我的经济状况。她选择对象的时候绝不包含经济因素。但我贫如洗，真觉得对她不起。也算是我有福分，我父亲平反后，他的工资补发，就给了我在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笔钱。我长长地吁出了口气。事后我把这切告诉了敏之，她表情平平，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愈发觉得她的可爱。我到市场上买了些必需的家具，这些制作粗糙的家具在今天看来很多人会认为太土气，应该更新换代了。而在我俩的眼中，还有比这更好的吗我们兴致勃勃地搭起了我们小小的金窝。&b&b

第十七章 喜事和丧事2

在这段时间里，我充满着喜悦，无法抑制的喜悦。次敏之跟我说：“你这个高兴劲，要小心乐极生悲。” 敏之简直是个预言家，正当我感到切都那么美好时，我的父亲病了。我父亲近60岁，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病过。他那高大强壮的身躯那令人惊讶的食量那乐观豁达的性格，使病魔无法接近。但“文革”中他被长期批斗，终于让病魔乘虚而入。我父亲的年龄将要退休，本来他满可以度个清闲安逸的晚年，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几个子女在事业上的不断上进，也可以看着他所宠爱的第三代幸福地成长。每天晚上他可以在家中享受着人间乐趣。他很喜欢和我及弟弟三人起欢饮。他举兴致勃勃地买上几斤加饭酒，将它倒在心爱的酒壶中烫热，桌上再摆上砂锅他最喜爱的腌鲜汤他还定会教自己的第三代学习古文和下围棋。亲友的些孩子在他的影响下都学会了围棋，父亲不但教会了他们，而且每教会人都要赠送副围棋子。这样，有的朋友到我家找我下棋，我每每拿不出副棋子，不得已只能上商店再买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得可怜的玻璃围棋子，配上个很大的纸棋盘，简直不成体统。我看到不少围棋爱好者家里都珍藏着好些精致的棋盘棋子，而我这个全国冠军的家中却使用着不能再差的围棋子，造成这种哭笑不得的局面都是因为我父亲的美德。 像我父亲这样的身体和性格，本来是应当长寿的，他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是对他周围的人都有益的。可苍天对他太不公道了，他刚脱离了苦海，就遭到体内凶残的敌人癌症的袭击。也正因为他原来的体质太好，因此病势较轻时并无觉察，等他感到不舒服时已病入膏肓。在我结婚的前些时候父亲已感到很不对劲，浑身无力，没有食欲，体重直线下降，平时走1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很艰难地走40分钟。去医院检查多次均无结果，医生认为是肠胃病。有人建议拍张消化道的照片，老百姓要拍这么张照可不容易，般要等上两三个月。我父亲如此病重再拖上几个月还了得于是就设法“走后门”，走后门并非正道，但当你走投无路时不走后门又奈何呢好不容易拍了照，依然找不出症结。 我和敏之的婚礼定于国庆节。父亲和弟弟起动手把上海家中的卧室粉刷新，给我们来沪时作为新房。父亲的体质已虚弱不堪，但还辛勤地操劳了几天。如今我回想起来还直难受。作为个父亲，他为自己的孩子尽了切。 婚礼那天，我们在“新雅”饭店设了三桌，来的都是双方的亲属，非常简单。每桌才30元，但比起今天的60元桌却丰盛不少。敏之是穿着身家常布衣来的，恐怕是这个饭店里穿得最不起眼的个顾客了。在我们这三桌里到底谁是新娘呢些服务员都认不出来。父亲因病早已滴酒不沾，但这天他再度捧起酒杯，也许他是为了不使大家扫兴而故意振作精神。这是他去世前最后次拿起酒杯。父亲脸的病容在我的心灵里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这年11月在郑州举行围棋邀请赛，我因腰疼未作为选手上场，但我还是去观看了。我的腰疼是在干校劳动时造成的。跟随廖代表团访日前突然发作，不能起床，差点出不了国。从那以后不时发作，真是隐患。郑州邀请赛进行至半时突然接到敏之来自上海的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回。我大吃惊，连夜返回上海。 到上海才知父亲已住进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上海的中心医院，我父亲学校的合同医院。我去医院见到了父亲，他瘦得和以前判若两人，以前那魁梧的体躯如今成了个衣架子。可恶的病魔将个好端端的人折磨成什么样子 医生替父亲作了全身检查，发现肩部有肿块，切片化验结果是癌症，已全身扩散。但还是查不出原发癌的部位。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市中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汤顋乳嘁缴谑乔胨グ嗽夯嵴铩酪缴囊绞跽嫔窳恕戳烁盖鬃汉蟮腦光片等各种检查结果，并全身检查了遍就确诊是胰腺癌，而且还说出在胰腺的什么部位。事实证明，他判断完全正确。后来，我得了输血后的急性肝炎也被他眼看出，所以我是极信服他的。医生诊断病情和棋手解答死活题相似，水平低的棋手面对个较深奥的死活题，花再多时间思考也往往白搭，而位高手只需稍加思考就能答出正解。遗憾的是医务界这样的高手还太少，多少人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多少人的生的希望就是这样丧失了。 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时已属第四期，即癌症的最后阶段。敏之和我想尽办法才把父亲转到中山医院。但父亲也只是拖延时间的问题了。我们都瞒着父亲，尽量不让他知道患上了这不治之症。父亲也始终“不知”他患的是什么病原先我们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处之，甚至漠然置之。是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后来我们才想，正因为他从来也不问，才说明他是知道自己的病的。正如他被打成“黑帮”时从来没有向我们诉苦。他得病后直至去世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次他的病。父亲的度量，父亲的胸怀，父亲的始终为别人着想，父亲的始终独自承担苦难我的父亲呵 般人胰腺癌到了这么晚期生命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而我父亲凭着他原先不寻常的体质以及他至今不寻常的达观，他那生命的火花尽管那么微弱，但却久久不曾熄灭。他那顽强的生命力使医务人员也感到惊讶。 转眼又过了半年，父亲的生命火花更微弱了。我因比赛和集训等任务不能常留在父亲身旁，姐姐就直请假在上海。次我从外地刚回上海，马上赶往医院探望父亲。父亲病得非常重，根本不可能坐起来，只有两条手臂还能无力地活动。他看到我就淌下眼泪，恐怕是太想我的缘故。他让我扶他靠在床上。父亲瘦成那样，我又自以为力气不弱，谁知扶父亲是那么的费劲，因为父亲自己已使不上点劲了。我心里好难受呵父亲因肿瘤引起肠梗阻已动过手术了。医生打开腹部切除肿瘤时当机立断地切断了父亲的神经。如此虽对身体机能的调节有影响，但大大减少了病人的痛苦。我父亲因而直至临终都未感到疼痛，不然受的折磨要可怕得多。我不由想到医务界中对那些无药可救的垂死病人的“人道主义”，即只要能使病人多活天，就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殊不知这样做只能延长病人的痛苦。而且这些药物人力何不用在可以救活的人身上呢其实，只要病人及其家属愿意，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采取适当的措施让病人安息，或者叫安乐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真正的符合人道主义。 父亲见到我时心情很坦然。他让我打开床边盒酒心巧克力，这是12个做成酒瓶状的巧克力，每个“酒瓶”中装着种不同的名酒。我把装茅台酒的给了父亲，自己拿起装着西凤酒的。我俩好久没有对饮了，父亲特意留着这盒巧克力跟我作最后次对饮。我们举起“酒杯”，饮而尽。这最后次干杯更加深了我们的父子情趣，也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次祝愿。父亲对我从小就充满着期望，总希望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他对我说：“你很快就要去四川参加全国赛了，我相信你能打好这次比赛，我在上海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全国赛后你还要迎战日本围棋队，你又将在上海比赛了。那时我肯定已出院，等你比赛打好后我们再好好聊聊。”其实父亲清楚自己快不行了，但他不愿让我悲伤，更不愿因此而影响我的比赛成绩，才故意这么说的。他何尝不知道这次与我分别就是永别，他又何尝不愿拉着儿子再好好看看再多说几句永别前的遗言。以前我每次和父亲小别时，他尽管叮嘱了很多，但还总是不放心地再三这么说：“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如今我们要永别了，而父亲却那么坦然那么果断。他能这样做需要多大的毅力呵 7月在成都举行全国围棋锦标赛。自1966年的全国赛之后已停顿了整整八年。多么漫长的8年临行前敏之问我：“你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我定还会得到冠军。”每次赛前我都抱着必胜的信念，没有这条要取得好成绩怎能想象 这次比赛比起1966年的全国赛要艰苦不少。主要是年轻棋手有了显著提高，如黄德勋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聂卫平的成长已对我构成威胁。此外，我已是30多岁的人了，“文革”前才20左右，那时年轻气盛，比赛再辛苦也能较快地得到恢复。如今30多岁虽说是壮年，但毕竟与小伙子不能同日而语，要在短期内赛完20盘，每盘棋又要紧张地熬过个小时，精力和体力已感不支。尤其干校劳动给我带来了腰部顽疾，坐的时间稍长就痛得难以支撑。比赛时经常得用拳头顶着腰部，以加强腰部的支撑力。场比赛下来每每顶得腰部片紫红。比赛本应全神贯注，如今我却老得分心去顶腰，真是有苦难言 我不会忘记成都的围棋爱好者中有位姓阙的大夫，他主动提出给我按摩治疗，帮助我解除病痛。每当我比赛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把我僵硬的肌肉放松。8月的成都炎热异常，坐着不动也相当难熬，何况使劲按摩。阙大夫为了我经常大汗淋漓浑身湿透，真使我过意不去。我只要有可能就和他下上盘，以此作为报答。围棋爱好者中热心人非常之多，这里无法列举。直到如今，只要某人跟我说他会下围棋，我就自然地感到和他的关系亲近了些。我想围棋如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开展，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融洽不少，从而对促进世界和平也会起到积极作用。&b&b

第十七章 喜事和丧事3

1974年的全国赛热闹非凡，除成人赛外，还有少年赛和儿童赛。少年赛选手的年龄限制在17岁以下，儿童则是12岁以下。参加儿童赛的小棋手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的小棋手为浙江的马晓春和上海的钱宇平。小马10岁，小钱8岁。小钱在儿童组里最年幼，但他在比赛中屡战皆胜，把他的小哥哥们全数击败，为上海队夺得儿童组团体冠军立下战功。小马和小钱的才能博得众人好评，谁都认为他俩的前途无量。当时小钱可谓最有希望的苗子，他年龄最小，棋艺突出，特别是他身在上海，向高手学习的机会较多，无疑条件最优越。但实际上却不完全如此。小马在浙江省虽无上海那样高手众多，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在浙江得到了重点培养，在以后的多次全国赛中他都作为主要选手上场，大量的实践使他的棋艺得到飞跃，也使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上海强手如林，些全国第流的名棋手由于名额有限，经常不能参加全国赛，这就自然轮不上小钱了。处在高手多的环境中反而提高得较慢，似乎很不正常，却也有其规律性。如今，小马和小钱都已成为棋坛高手，小马曾经领先步，然而小钱奋起直追，已迎头赶上。我相信，小马和小钱这两员小将在个长时间里都是竞争的好对手，我也相信他俩将不负众望，为提高我国棋艺水平尽到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次比赛我还算顺利，赛至半我的优势已明朗。我不断把比赛消息向上海家里汇报，我想病重的父亲听到这消息会感到欣慰的。虽然我深信自己将再次夺得桂冠，但父亲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他是否能捱到我们比赛结束呢 为时1个月的比赛结束了。下完最后局棋，我马上发出信，我要把夺冠的喜讯尽快送到父亲那儿，能让他在临终前笑笑也好呵 第二天中午成都市体委设宴招待所有选手和工作人员。这天我情绪较好，看到我喜爱的杯中物，就开怀畅饮。围棋界的很多朋友热诚地前来祝贺，可也有几位好恶作剧的端着斟满烈性酒的大碗小碗和我干杯，这岂是干杯，而是干碗了。我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大碗小碗都往喉咙里灌了事。如此无节制地狂饮，终于醉成烂泥摊。这是我生中唯的次醉酒。晚上发奖，朋友们唤醒我时，我仍神智不清，凭着自己体质壮健，总算没在发奖仪式上出洋相。“人生得意须尽欢”，个人在幸福时刻多饮几杯乃理所当然，即使大醉场又何妨呢何况能给自己留下难得的生动的回忆。当然，我绝不是赞成酗酒，但生活中有时是需要美酒做伴的。我们在生活中应当不断地奋斗，应当经受得起苦难，但我们也应当有欢乐的时刻尽情享受的时刻。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奋斗不正是要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吗生活不应当永远像杯白水，毫无生气，生活是变幻无穷的海洋，生活是气象万千的天空，生活是动人心魄的抒情诗，生活是灿烂辉煌的交响乐。 生活呵，你给予我多少欢乐，又给予我多少痛苦我清楚父亲很快将离开这个世界，我感到丝安慰的是我能让他在临终前知道我比赛的成绩。这是距上次全国赛8年后举行的第次全国赛，这是在我两次夺得全国围棋冠军后相隔8年又接着夺得的第三次冠军。父亲这生就是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我最后能给予父亲的也就是这个第三次全国冠军了。但是比赛结束后的两天，有人告诉我父亲在我比赛期间就去世了。妈妈怕影响我的比赛故直瞒着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消息仍然给了我当头棒，我得了冠军的兴奋感顿时被扫而光。我好不难过 回到上海我立即奔赴火葬场。我站在父亲的骨灰盒前凝视着骨灰盒上他的相片，想到他在我身上所花的心血他对我深切的期望以及他做人的很多美德，这些都是他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产。我又想到两年前我最崇敬的陈毅同志去世了。无论陈老总或是我父亲，对我的成长都极其关心。直到如今，每当我做错件事，总感到对不起他们；每当我取得些成绩时，又感到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人的生免不了会遇到些喜事和丧事。喜事能使人振奋，能给人带来美好甜蜜的回忆；丧事则使人悲恸，但当我们怀念那些过去的人时，不是能给我们带来激励和鞭策吗不是能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吗&b&b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1

全运会 作为个运动员，全运会这三个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呵 1959年第届全运会之前我参加了围棋集训。那时我非常向往能参加体育界的这盛会，但我没有资格。岂止没有资格，我简直不敢流露出我内心的这种向往之情。过了6年，在第二届全运会前我的棋艺水平明显上升了。我想我有资格参加全运会了。可那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没有棋类，真是不幸。更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了，天下大乱，全运会拖再拖，直至1975年才决定举办第三届全运会。 过了整整16个年头，我终于盼到了这天。众所周知，全运会是4年届，如果个运动员在1959年参加了次全运会，至1975年他就连续参加了4届全运会。我不知世界上有否能连续参加4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我只知道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都是非常短暂的，唯独动脑力的棋类运动不样，不要说16年，即使在棋坛上厮杀60年的还能举出不少。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围棋手并不像有人认为的“姜越老越辣”，围棋手的黄金时代在20多岁，20多岁可以达到个人在棋艺上的顶峰，20多岁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当然，三四十岁的棋手无疑具有更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其闯劲和体力显然不如20多岁的年轻人。而这后两条是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所必不可少的。 我呢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迈过了30岁。不少报纸都已称我为“棋坛老将”。每逢我看到“老”这个字就很反感，我实在不能接受。但如今我的对手都是10几20多岁，我又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老了。尽管如此，由于是第次参加全运会，我的心情和年轻人无甚区别充满着新鲜感兴奋感和跃跃欲试的劲头。 第三届全运会的棋类比赛比第届全运会的规模大不少，因此6月份在上海先进行预赛。比赛本身是严肃的，然而严重的极左思潮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使体育比赛染上了可笑的政治色彩。当时所有体育比赛都有工人评论员参加，棋类比赛也不例外。每个省市的代表团均有名工人评论员光临。他们到运动队指手画脚，俨然是副救世主的姿态。运动员必须视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化身，必须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有的工人评论员油嘴滑舌，派胡言。我想他们在工厂里必不是好工人，我对工厂有定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工厂里有的是好工人，好工人都是热爱本职工作精通本职工作的。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劳动者，绝不是耍嘴皮子的。我尊重真正有本领的好工人。但对那些味教训他人的明明什么也不懂偏要装作什么都懂的工人评论员，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遗憾。 极左思潮的表现当然不光是工人评论员。在比赛中每个队都要出墙报，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写文章。其实谁不是为了敷衍大家心照不宣，但又不得不如此。这些墙报在赛前各队都准备好，到时呼啦下贴出来，造造声势。这种没个人想干的事却人人都得干，只得说是特殊年代中的特殊产物。 1975年中最可笑的件事是上海女子排球队倒马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上海女排全体队员每天都要拉着粪车倒马桶。本来让年轻人体会下清洁工人的辛勤工作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个运动员每天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体力去拉粪车，真令人哭笑不得。当时在体育界大肆宣扬此事，似乎女排经过拉粪车思想境界得到飞跃，然后又由精神变物质，使运动水平大大提高。在上海女排的这“创举”下，其他体育项目也往往过分地号召选手们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在这年全运会的决赛中，上海女排在12个队的循环赛中名列倒数第。女排队员们尽了努力，她们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无不为之高兴，因为这给了极左思潮记无情的耳光。 我忘不了件令人气愤的事。全运会预赛期间，晚上经常安排选手表演。次轮到我和甘肃棋手杭承义表演。表演地点在西藏书场。这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市委某个书记要来观看。市委领导大驾光临，这可不得了，马上作出决定，门票不得出售，只能组织分配，似乎老百姓中随时有人要谋害大人物。赛前很多围棋爱好者挤在门外，而场内却冷冷清清。结果那位尊贵的市委书记并没来，而真正爱好围棋的群众在门外守候了很久，还是吃了闭门羹。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仍愤愤不平。作为个领导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首先必须接近群众，如此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群众。那些不愿见群众的人心中哪里有群众自1973年围棋项目恢复后，围棋爱好者日益增多，在上海北京等地表演，经常有数千观众观看。上海体育馆可容纳3000多观众，即使如此，门票经常售罄。有些围棋爱好者凌晨三四点就在售票处排队，有这样的群众，怎不令人感动然而在当时，却有那样的市委书记从我内心来说，个在凌晨排队买票的围棋爱好者比起那种自以为是的市委书记不知要亲切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 全运会预赛中我仍和以往全国赛样，无甚风险就击败了所有对手，顺利出线。当时棋坛上普遍认为在决赛时仍然是我夺魁的可能性较大。记得次姐姐问我：“你已经保持了11年冠军自1964年至1974年，能否再保持11年”姐姐对我简直有些迷信了。我回答说：“我或许还能维持几年，但11年不可能，聂卫平会击败我。”我知道聂卫平的棋艺已相当成熟，特别是他比我年轻得多，他迟早会有赢我的天。但我并没料到这天已经不远了 在棋界中还有不少人提出和我姐姐类似的问题，我想作为个人谁不愿意自己始终是个强者谁喜欢被人击败但从事业考虑，个人称霸的时间越长，则越不是好现象。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产生新的强者，由新冠军取代老冠军。我想起每次和日本棋手比赛，尤其是每次出访日本，我们的名单上总是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这几个名字看得太熟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十分厌烦，好像偌大个中国就这么几个围棋手，少了这几个人就无法进行比赛。我的内心极其复杂，我珍视曾经获得的桂冠，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它；同时我又期待着被人击败的那天，那天将是什么滋味呢只有到了那天才知道。 全运会预赛后我直在上海，敏之因有赛事去了北京。我在上海有时和吴淞笙华以刚等棋友切磋棋艺，有时找些小棋手下上几局，颇为自在。体育宫是我经常要去的地方，那是我成长的摇篮。直至如今，依然是少年棋手成长的摇篮。那些活泼可爱的小棋手是多么惹人喜爱。次我和吴淞笙等人来到体育宫，有人向我们介绍了个女孩子，叫杨晖，不到12岁，她学棋不久，颇有希望。杨晖小小的个子，张圆脸上那两个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煞是可爱。br >